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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题
何去何从的中国高等教育
  主讲人 王德保
  时  间 2010年9月18日(周六)上午9时
  地  点 前湖校区法学楼报告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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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座纲要

   

“前湖之风”周末讲坛第八十五期

主  题:何去何从的中国高等教育

主讲人:王德保

时  间:2010年9月18日(周六)上午9时

地  点:前湖校区法学楼报告厅

嘉宾寄语:“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何去何从的中国高等教育

◎王德保

 

主持人: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第85期“前湖之风”周末讲坛。

当今世界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大学已经成为影响一个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因此,许多国家都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作为国家重要战略放眼全球,我国大学的发展水平和世界一流大学的距离是不言而喻的;教育是科技之母,对于我国科研领域来说,中国本土科学家何时才能荣获诺贝尔奖?这又是一个不能回避的、令人深思的问题。这就是当下缠绕中国人所谓的世界一流大学情结和诺贝尔奖情结,也有人称为这是中国大学的两大痛楚。是,究竟什么样的大学才称得上是世界一流大学?中国的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的距离到底有多远?今天的中国大学又存在哪些问题?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到南昌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院长,江西省政协常委王德保先生做客本期“前湖之风”周末讲坛,与我们一起来探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问题。

欢迎王院长的光临!

在主讲人开始讲座之前,让我对本期主讲嘉宾做一个简单介绍。

王德保,出生于1954年10月,先后就读于江西师范大学、北京大学,获文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古典文献学的教学研究,曾任南昌大学高等教育发展中心主任、现任南昌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院长,江西省政协常委。

王教授不仅对古典文学造诣精深,参与完成《全宋诗》的编纂,目前更是参与了国家重大学术工程“清史编纂工程”的工作,出版了诸如《司马光与《资治通鉴》、《神话的由来》等经典学术著作。近年来,王教授又对古今中外的高等教育进行过全方位、深层次的探讨,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目前,我国正在实施高等教育振兴计划,已经颁布实施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高等教育》,高校改革和发展面临着全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接下来,让我们与王院长一同走进今天的主题“何去何从的中国高等教育”,掌声有请。

王德保:各位同学大家好!听了我的简介后,想必大家应该知道实际上我并不从事教育学研究,我的研究领域是古代文学和古代文化。可以说,在高等教育的问题上,我仅仅是一个“跑龙套”的。我只能以一个高等教育从业者的角度,来探讨一下中国的高等教育问题。所以,我把今天的题目定为中国高等教育之我见,旨在谈谈我的见解。而这些问题究竟是一个真实的命题还是一个伪命题,同学们可以自己做一个判断。

现在,我就开始谈谈自己的体会。

 

一、 问题的由来

 

(一)中国教育的两大不解情结

1、“世界一流大学”

在江泽民时代,我国就明确提出“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

2、“诺贝尔奖金获得者”

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相关的问题是,要取得高水平的科研成果、获得诺贝尔奖金。世界华人一共有6个人获得过诺贝尔奖金,但遗憾的是,他们的成果都不是在大陆获得的。那么在中国大陆这片土地上,何时会出现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这个问题拷问着所有高等教育的从业人员,同时也成为我们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的一块心病。有一些很乐观的说法,像杨振宁教授(1957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曾说:十年之内,我们中国人就能拿到诺贝尔奖。也有一种很悲观的说法认为,在中国现行的体制下,国人拿到诺贝尔奖非常困难。

(二)“211”到“985”

 “211工程”是国务院有关综合部门联合提出,并经党中央、国务院同意的高等教育重点建设工程。“211工程”的含义是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点。 

“985工程”是在1998年5月由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项目”,目标是创建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和一批一流学科。在此目标下,我国建设了36所高校。

就此,我们衍生出两个问题:中国的大学与“世界一流”究竟有多远?我们办重点大学的效果如何?

(三)“4+2”的概念。

所谓“4+2”,“4”是指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2”是指浙江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众所周知,我国的大学排名非常混乱,有位相关机构的负责人曾说,中国的大学只有第一名,没有第二名;只有第三名,没有第四、第五、第六名。何出此言?因为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都自认为是第一,所以没有第二名。而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以及上海交大都认为除了清华、北大,自己就是最好的,都自认为是第三名,所以没有第四第五。所以,这里涉及到了一流大学评判标准的问题。

(四)关于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

美国《新闻周刊》每年都会做一份美国大学的排名,这项排名的指标主要是以下几点。

1.社会声誉,著名学者尤其诺贝尔奖金得主,发表在《自然》《科学》等顶极杂志上的文章数,SCI等科学文摘数量。

社会声誉之所以被放在第一位,是因为良好的社会声誉能在全世界范围内形成影响力及巨大的辐射力,进而吸引着各地优秀的人才到这个学校去。国外大学对本科生生源的要求极其严格,甚至挑剔。英国牛津大学每招进一名学生,其成本在两千英镑左右。如此高的成本,目的就在于招收到优质的生源。而为保证生源的质量,其招生题目也十分奇特。据说牛津大学有一年在香港招生,其中有一道题目是:请你估计一下香港有多少老鼠?这道题目看似不靠谱,但实质上是在考察一个人的逻辑推理能力。你可以回答有六百万只老鼠。理由可以是:虽然香港已经是一个文明城市,但仍然有很多地方的卫生环境不太好,那么,香港有六百万人口,老鼠对应到每一个人,可以推理出老鼠的数量大概有六百万只。这样的回答至少证明你的思路很清晰,说明你是通过逻辑推理做出的判断,而这也会令考官们满意。

除社会声誉之外,另一个重要指标是著名学者、尤其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数量。根据美国的判断标准,某一学科领域处于前一百名的人,被认为是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学者。那么诺贝尔奖金得主更被认为是顶级学者。而这样的学者在一所大学里所占的比例,被认为是判断一所大学是否为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标准。在这里,就不得不提到剑桥大学。剑桥大学自建校以来培养了近80多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非常了不起。

还有一项重要指标是在学者发表在《自然》《科学》等顶极杂志上的文章数、SCI等科学文摘数量。这是体现一个大学综合实力、科研实力最重要的标准。在这方面,我们中国的差距很大。2002年,中国学者在《自然》《科学》上发表的文章一共只有20篇左右。而美国哈佛大学学者的发表数高达三百余篇。SCI等科学文摘的数量方面,中国现在基本上已经达到这项标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乃至我们南昌大学,都发表了大量的SCI文章。

2.最重要的指标是教师的水平和培养人才的质量。

对一个大学而言,教师的水平是指一个学科领域中的顶级教授和或对一个学科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教授的所占比例。培养人才的质量,就是指一个大学培养出的毕业生在某些学科领域的地位以及产生的影响。这两者是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指标。在中国,我认为在这方面做得做成功的,当属香港科技大学。

3.香港科技大学的启示:资金投入与优良制度。

香港科技大学建校于1992年,至今仅仅十多年的历史,但已是世界公认的著名大学。不管是科研文章还是教育水平,其指标都远远高于清华北大。原因何在?

第一,大量的投入。香港科技大学在创办之初,每年的投入预算是40亿港币,这是非常大的投资。而在大陆,像我们南昌大学这么大的学校,每年的投入仅仅是8亿人民币。而这与大陆其他大学相比,还算是比较高的投入。显而易见,大陆的大学在投资上远远落后于香港科技大学。而实际上,我们大陆的很多大学并不差钱。比如在聘请教授时,美国的大学投入的费用,在大陆清华北大这样的学校也能承担得起。但为什么我们的教育还是裹足不前?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制度问题。

第二,优良的制度。香港科技大学完全采用欧美式的现代大学制度。这种制度保证了学校处于一个良性发展的状态中。比如我们高校每年都要面临的教授评选问题。在大陆的大学,按照评选标准,有很多教师应该被评为教授,但由于名额有限,就常常出现“僧多粥少”的状况,令人苦不堪言。

而香港科技大学采取的是对外招聘的形式。比如说,学校的某个学院有两个名额,该院院长就向校长报告,校长向全球公布信息,“香港科技大学某专业要招聘两个高水平教授”,并将其待遇公布出来。当然,这些待遇都非常丰厚,香港科技大学教授的工资待遇水平比美国教授都要高,因此能够吸引很多人来应聘。当然,有时也由学校内部的教师升格为教授,届时,学校会邀请全世界同专业的顶级教授来评论。以五人为例,如果五位教授中有四位认为该人够资格,该人就能成为教授;如果五人中有三人同意,那么该人就要再经过学校的教授评议委员会的评议;如果只有两人的话,那么该人就失去了评选资格。这项制度公开透明,而且蕴藏着西方制度中一种非常重要的精神,就是道德精神和道德原则。西方人很讲究诚信,而这种诚信支持着西方学术制度的和谐发展。香港科技大学的这种做法对内地的大学是一种启示。

 

二、 问题所在

 

第一,现阶段存在的焦点问题

2006年11月20日,温总理在全国教育工作座谈会中提出“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大师”的问题。钱学森病重之时,温总理去看望他,钱老也提到了这样的问题——“中国为什么出不了最尖端的原创式的科研成果?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的优秀人才?”我们提出中国要从人口资源大国成为人口资源强国的战略目标,而教育的作用至关重要。中国的现代教育从京师大学堂,也就是北京大学的前身开始,有了现代意义上的学科。这段时期内,我们中国出现了一批很优秀的学者,他们在世界上并不落后。在当时那样艰苦的环境下我们尚依然能够培养出那么优秀的学者,今时今日呢?直到现在,香港和台湾都拥有了获得诺贝尔奖的学者,我们大陆却还是一片空白。

目前,我国的教育出现许多焦点问题,应当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

(1)教育收费引起教育不公平

国内教育不公平的现象非常明显。以前我读大学的时候,教育要相对公平很多。大学基本上不收费,费用是由国家来承担。前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曾说自己是陕北一个山沟里的穷孩子,假使生活在现在这个社会,他不可能走出大山。现代城市和乡村的教育条件分化非常厉害,奖学金和助学贷款也不太完善,农村的孩子要走出来十分困难。当然,我不是反对大学收费,只是认为我们需要有一个健全的机制,让真正有才能的穷孩子能够上学,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很多人认为当今中国存在一种“世袭制”,父母处于怎样的社会地位,孩子们将来也可能处于怎样的地位。我曾去中国烟草公司江西分公司做一个关于就业问题的调研,他们说,每年都收大学生,但大都是“自己的大学生”。这就形成了一种半封闭的状态,导致了就业的一种不公平。而这种不公正社会问题,牵涉到我们大学机体的健康发展和成熟。

(2)学术腐败

我可以列举一些比较著名的例子。中南大学前任校长顾冠群的一位李姓学生全文抄袭了一篇文章,发表时第一作者名中署上了这位校长的名字。后来,这件事情被原作者发现了。虽然是李姓学生擅自把校长的名字加进论文并发表,但是,国外杂志要收取版面费,而论文发表时其收取人就是顾校长,顾校长不可能不知情。这个问题影响非常严重,中南大学为此做了许多善后处理。

另外一个非常有名的例子发生在北京大学。1995年,北大举行新闻发布会,声称从恐龙蛋中提取出了恐龙基因。当时,这个发现轰动了世界,似乎《侏罗纪公园》的神话有可能成为现实,我们能通过基因培养出恐龙来。这在当时是一个极其轰动的科研成果。但后来,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假东西。然而,此事败露后,事主还继续炒作,这就不对了。跟此事有关的陈章良连续在《Nature》上发表多篇文章,专门讨论关于恐龙蛋的研究,搞得影响极坏。

而另一个人,潘爱华,也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世界一流刊物《植物分子生物学》上。但是,这篇文章很大一部分内容都剽窃于一位知名加拿大学者的研究成果。那位加拿大学者看到文章后非常愤怒,立即联系该刊主编,申诉潘爱华的那篇文章是属剽窃。时任北大副校长、现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的陈章良知道此事后,便邀请该刊主编到中国来访问北大,让他看一看北大那些世界一流的设备。陈章良向主编强调说:这样的研究我们也能做出来,文章中的数据来自于我们在实验室里多年的原始研究成果。之后,这位主编致信那位加拿大教授,解释说:在北京大学,潘爱华同样能够做出这样的成果来,他并未剽窃。但是,国内很多生物学院士并未作罢,并将此事上报给中科院与北大校长。最终,北大决定将潘爱华调离生命科学学院,并取消其“北大优秀中青年学术骨干”资格。可这似乎对潘爱华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在那之后,他转而在陈章良的北大未名生物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任副总一职。

这些事情在中国的学术界造成非常恶劣的影响。而在中国,类似的学术腐败现象非常多。各大高校也逐渐严格学术论文审查,严厉处罚学术抄袭。最近,我们人文学院就出现了这样的事情。一位浙江大学的博士发现我校一位已毕业多年的硕士抄袭了他的文章,相似度达20%以上。我们本想协商解决,但那位浙大的博士表示坚决不同意。最后,我们只好追回那位同学的硕士文凭。这件事情带来的后果非常严重。第一,对那位学生来说,他不仅失了硕士文凭,还多了一处抹不去的人生污点。第二,对我们学校来说,这不仅带来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和负面工作量,还损害了学校名誉。

    (3)新校区建设

新校区建设,导致学校经费的紧张。基础设施问题,势必会影响到教育的质量,影响科研成果的完成。而优美的校园环境,更有益于教书育人。目前,我们新校区的建设已基本上趋于完善,凡是来过南昌大学前湖校区的人,都盛赞这里环境优美,是国内环境一流的校园。

新校区的管理,也是一门大学问。美国一位管理学家曾说过,世界上有两种职业吃力不讨好。一是美国国防部部长。美国历任的国防部部长从未受到正面的评价,而且都是灰溜溜地下台。像前任的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尽管是一位非常厉害的国防部部长,他下台的时候也是灰溜溜地。二是巨型大学校长。因为整个大学的运转系统非常复杂。像我们的周文斌校长,每天都忙得脚不着地。

(4)扩招引起的质量问题和就业困难

以上这些问题都对我们高等院校的生存和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我所关注的,是从比较教育学的角度,即在一个纵横座标的系统中,与国内大学纵向比较,与国外大学横向比较,探讨一些与培养人才和学术研究相关的问题,以展望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前景。

第二,建立真正的现代大学制度

我认为,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建立真正的现代大学制度。而现代大学制度的精神实质是:以学术为本位;学术自由;教授治校。

(1)以学术为本位

借蔡元培先生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的讲话来说,大学不是培养官僚的养成所,也不是职业培训单位,而是一个研究学术和学问的地方。现在看来,蔡先生的说法好像有失偏颇。高校也要培养公务员,培养各个职业方面的高级人才。但就大学的精神来说,大学教育始终是通过做学问和进行学术研究的方式来培养人才。学术是大学的核心价值。以学术为本位,是大学应该秉承的一种精神理念。

这个理念在西方著名大学中都有体现。比如哈佛大学校训:“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斯多德为友,更要与真理为友。”意即追求真理,而追求真理最根本的东西就是学术本位说。因此,我们的大学必须以学术为本,以提高学术研究水平。而学术研究水平的提高,自然而然会影响到社会的发展,包括社会的思想深度、人文精神的传播和实用技术的推广。

这里有一个例子。哈佛大学的一位教授,发现了一种酶,并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当时就有人提议以这种酶为产品,由哈佛大学成立一家经营公司,肯定能盈利丰厚。但这个提议却被哈佛大学的董事会予以否决。理由是:第一,哈佛大学的成长和发展得益于社会的支持。社会各阶层都曾为其提供科研经费。在这种情况下,哈佛大学要反馈社会。第二,由大学创办企业,违背了大学精神。他们认为,大学是以学术为根基的单位,其所得的研究成果应该让更懂经营的企业独立去做。哈佛没能盈利,但对整个社会来说,它获得了更大的利益。基于这些考虑,哈佛把此专利转手卖出。这体现了大学以学术为中心、以服务社会为宗旨的精神理念。

我曾经看过一个材料说,某段时期,校办企业兴起,特别是在中关村一带,校办企业尤其多。然而,这些大学校办企业少有成功的案例。虽然这些企业具有高水平的专业知识,但他们缺乏经营理念,无论是结构性的问题还是经营水准的问题,都难以达到企业的标准。因此,能够盈利赚钱的校办企业为数不多,大概只存有方正这样的企业。

而在斯坦福大学,教授个人创办公司的成功事例非常多,但其中没有一家是学校创办,而是教授们以自己的名义和专利去申办的公司。当然,这是有政策支持的。如果你借用学校的资源设备得出研究成果并投入市场,学校可以从中多获得些教育费用,但学校本身不从事商业经营,只纯粹地从事高端学术研究,专心于学术研究。我们的高校,应当学习这种好的学校理念。

(2)学术自由

学术自由是大学最为重要的一种独立自主的精神。在美国,大学极有势力。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名校,都是邀请著名人物出任校长。大学校长、教授作为精英人物代表,是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他们人格高尚,见解深刻,能够主持公平正义,拥有极高的社会地位。1986年,哈佛大学建校350周年纪念,因为该校300周年校庆时曾邀请罗斯福总统出席,所以哈佛大学打算援旧例邀请当时的总统里根出席并演讲。里根接到邀请欣然接受,但私下提出一个要求:希望哈佛大学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但哈佛历来有以学术水平为唯一标准聘任教授和授予荣誉学位称号的制度,所以学校的董事会、校长、教授会鉴于本校学术声誉的尊严,断然拒绝了里根总统的请求。里根因此也没有参加哈佛的350周年校庆。

唯有学术自由才能保证学校的独立精神,才能保证学术研究的高端水平。设想,如果学术区域里有很多的禁区,这个不许那个不行,处处受限,甚至受到如文革时期那般的干涉……学术文章又怎能写好?而那又将是一个怎样荒唐的学术圈?唯有营造学术自由之氛围,才能推动大学学术研究之发展。

终身教授制度(tenure)是美国高等教育中独具特色的一个方面,也是其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产生、发展和完善过程,正体现了美国社会对学术自由的重视和追求。19世纪末20年代初,美国高等教育界接连发生了一系列高校教师被解聘事件,如1895年爱德华·比米斯因反对垄断而被芝加哥大学解聘,1900年罗斯因批评政府的移民劳工政策而被斯坦福大学解聘。这些解聘事件,引发多所高校的教授联合起来集体辞职,以示抗议。由此产生美国大学教授协会提出的终身教授制原则,要求“教授、副教授和所有讲师以上职位的专业人员任职10年以上均应终身聘用”。终身教授制度保障教授的学术自由权益。教授一旦获得终身教职,不受大学无故解聘威胁,从而赢得了很大的独立性。

19世纪以前,德国的教育水平十分落后。1810年,时任德国教育厅厅长的威廉·冯·洪堡在威廉三世的委任下创建了柏林洪堡大学。当时,洪堡向国王提出要求:国家必须对学校教学和科研活动给予物质支持,但是不得干涉教育和学术活动。在此之前,在专制统治下的德国,大学教授们只能在学校范围内发表学说,缺少言论自由。没有学术自由的氛围,就不可能办成高水平的大学。因此,威廉三世接受了这一要求。此后的19世纪,德国教育事业发展非常之快,德国逐渐成为当时推动世界科学发展的发动机,而这与它的学术自由之风是密不可分的

(3)教授治校

    西方教育中,学校校长是法人代表,但他并不直接参与学校教育建设、干预学院的教学。校长最大的职责在于向校友会、社会慈善机构等筹措资金,而后再将所筹资金分配到各个学院,并负责学校长远的发展规划。学院院长由教授委员会选举,拥有很大的权力。教授负责具体的教学研究,并自主决定教授招聘等等。他们权责分立,互不干涉。

我曾在北京大学听过一位来自霍普金斯大学的教授开讲座。谈到学校机构的运转,他说,霍普金斯大学的校本部只有二十来人,很多具体的教学工作由各个学院负责。这样大的一所名校,校本部竟然只有二十几人,这其中便涉及到教授的权力分配问题。

美国教授的权力大到什么地步呢?他们是学校真正的“老板”。 假设我是美国某所大学的教授,在座各位中有人学业出色,学术研究成果与我接近,我看重了你,我就能够自主地决定邀请你来我名下的研究所工作。我有自主的权力向你发送邀请函。而你凭邀请函等便能在美国大使馆获得签证。工作一段时间后,如果你表现不错,愿意留下,我便能为你申请绿卡等福利。而这些,都不需要通过校长的同意。我手下的研究员,可以不认识系主任、可以不认识校长,而只要与我交好:他们的去留、他们的命运全部由我决定。由此可见,教授的权力如此之大。而美国“教授治校”这一教育制度,极大地有利于优秀人才的培养。

我举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例子——天才数学家纳什。他是博弈论的发现者,诺贝尔奖获得者。纳什年少成名,却在30岁年纪患严重的精神分裂症,长期受其煎熬。在这种情况下,普林斯顿大学仍然聘他为教授,仍然发给他教授工资。电影《美丽心灵》,正讲述了纳什的患病后的艰难时光。纳什的太太艾利西亚是一位伟大的女人,她数十年如一日地照顾患病的丈夫。在她的坚持下,纳什教授渐渐恢复,并重新开始从事数学研究。如果没有善良贤惠的妻子,没有美国大学自由人性的制度,纳什教授就不会有今日,最终也不会获得诺贝尔奖。

普林斯顿大学的另一位教授,英国数学家安德鲁·怀尔斯,29岁便获得普林斯顿大学正教授职位。此后9年间,他销声匿迹,就好像在地球上蒸发了一样。同行们都在纳闷,这样一个年轻有为的数学家怎么突然不见了呢?直到9年后,怀尔斯出现了,一出现便震惊世界,因为他解决了费马大定理。三百多年来,费马大定理一直悬而未决,是数学界的大难题。怀尔斯证明这一定理后,被公认为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没有“之一”。

再看我们中国,要是一位教授九年不发表任何学术论文,便意味着失业。我们国家的教授们每年都有规定数量要求发多少论文、攻多少个课题。而怀尔斯,9年之间埋首研究,一朝名闻天下。

第三,中西方高等教育之比较

(一)学术本位与官本位

1、双向问题:培养官吏和教育官僚化。

众所周知,清华大学是一所名校,培养了很多人才。其中包括一些很了不起的官员,比如胡锦涛、吴邦国,曾任江西省委书记的吴官正。由此,有一说法称我国为“大清帝国”,“清”即指“清华”的“清”。清华大学院士曾昭仁先生曾写过一篇文章叫《清华园里好读书?》,文章幽默风趣,提出了培养官僚和教育官僚化的双向问题,引出了对我国高等教育的思考。

文中,他探讨了北大清华的“渊源”:燕园过去是公主们休养居住的地方,而清华园是太子们居住的地方。而清华之所以“压制”北大,是因为北大的“阴气”更重一些。从风水形胜、地理尤脉来看,清华更是比燕园来势。所以,清华园里出来的大官就要更多一些,而北大出来的只是一些民主党派的领导,例如民盟的主席蒋树声,九三学社主席韩启德。他还幽默地说道,如果当时清华园能打进圆明园这帝王驻跸游豫之地,那么今天,清华园里出的大官还要多得多。反观学术研究,清华园虽然高层官员辈出,但这么多年来在学术方面却并没有出现许多大师级的人物。由此暴露出中国高等教育以培养官吏为中心的问题。

同时,教育官僚化的问题也日趋严重。许多官员甚至在学校做起了兼职教授、兼职博导。

2、学术标准被异化,大学冗官冗费的情况非常严重。

学术标准的完全异化是指,目前国内基本上已经没有完全规范的学术标准,如今的学术评价常常是“外行说内行”——你在某刊物上发表文章数目达标,就可以评为教授。另外,大学冗官冗费的情况非常严重,各种低效能的官员和部门都非常多。

3、学术资源被垄断。普林斯顿大学校长曾明确表示过,不参与任何科研项目,要一心一意做好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这是一位具有先进理念的大学校长。

4、学术价值的失衡导致学术腐败、评价的数量化。

对大多数学者而言,其文章是否有学术价值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文章的成功发表。某些刊物的编辑甚至不大看文章的学术价值,而是看与文章的作者关系是否亲密。学术的价值已经变成“假作真时真亦假”,让人真假难辨。因此,我们越来越难看到高水平的学术文章。

评价的数量化问题。现在学术界普遍存在的现象是:只看论文数量,不看论文质量。我曾经对我的学生说,写论文并不在多,王国维有一篇文章叫做《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仅有六千余字,但我却以为,其价值胜过一百篇现今的博士论文。现如今,社会上每天“被发表”的垃圾文章非常多,这是一种资源的浪费。而在西方国家,许多大家的著作并不多,作品质量却非常之高,实令中国学者汗颜。

(二)行政化与自主性

1、我国的本科院校分为副部级学校和正厅级学校,专科性学校则为副厅级,中专为正处级,重点中学为副处级学校。

2、教育部权力太大,职能和资源太集中。职能上:从学生宿舍的管理到学校课程的安排无所不管。资源上:所有的资金和声誉都很重要。学校有名目繁多的科研项目和奖项评估。因此,拥有自主性,是优秀大学办学特色的核心。

3、反观国外校长的地位:只对教师和学生负责,是真正的社会名流,社会精英的代表。

4、我国大学定位的高度一致性,其实是行政化结果。研究性大学都是副部级大学,因而引导许多大学都朝这一方向发展。大学改名升格、合并形成巨无霸式的学校,皆与此有关。

(三)教授治校与官员治校

1、国外教授与中国教授比较,差距是非常大的。包括在水平、评价标准、自主权力、社会地位、在学校教学科研中的位置,都有差距。

2、中国的校长治校与教授治学的模式。聘请著名的教师,例如蔡元培校长的教授评议会,内容包括系主任的任免、经费的调拨、教授职称的评定等。

3、国外大学的教授委员会、董事会与校长的三权分立。

 

三、 中国高校的改革之路

 

(一)完善现代高等教育制度。我们现在的大学制度还很不完善,核心的价值未能体现出来。

(二)建构大学诚信机制。我们的诚信机制需要完善,要建立从教育主管部门到大学校长、到教授、到学生一系列的诚信制度。例如助学贷款,许多同学毕业后不还贷款,这就会影响到学校的声誉,也会影响到本人的名誉。

(三)确立真正的大学学术价值评估体系。评估体系非常重要,它展现的是学术价值标准的问题。什么是有价值的东西,什么是没有价值的东西,这必须在一个大学的体系中完整地体现出来。把有质量的问题和没有质量的区分出来,这样,大学才可以走上一个良性发展的道路。

谢谢大家!

 

互动环节

主持人:非常感谢王教授精彩的讲座。今天的天气非常热,我们现场的气氛也是非常地火热。接下来是我们的互动环节,相信通过王教授的解读,大家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兴趣仍然意犹未尽,大家可以继续与王教授进行讨论。

同学一:王教授您好!我有两个问题向您请教。前段时间,北大和清华的一些学生指出,在中国高等期刊发表的文章里面,有31%是抄袭或者引用,这是一种非常不道德的风气。那么要改变现今我国学术腐败的状况,诚信、学术氛围的扶正,和教育体制的改革, 哪一个更为紧迫?这是第一个问题。

二,最近有一个比较流行的说法,说只要大学生足够卓越,社会就会主动找上门来。而如今我们的高校更多的是走向职业化,并以社会需求为标准。但是社会需求也具有许多片面性,尤其是遇上浮躁的社会风气时。那么作为大学生,我们应该如何利用大学里有限的时间,使自己拥有一个美好的人生同时,又能够为社会做些贡献。

王德保:这位同学提出的两个问题,其实都是系统性的问题。第一个问题主要是针对我国目前的学术腐败情势。那么如何改变这种情势呢?我认为这是一个系统性工程。首先,一名学者,他应该有道德自律,应该有自己的道德底线——学术方面的诚信。当然,作为学者,从其主观力来看,做到这一点应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我们的职业道德训练太少了,如今社会也未能重视这个问题。比如一名学者发表文章,不论通过什么样的手段,只要能够发表,他便是成功的。

那么作为政府,作为大学,在这种情势下又能做些什么呢?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教育部、中科院、中国工程学院等组织都添加了许多以抑制学术腐败、改善学术环境为目的的条例。那么如今最重要的问题在哪里呢?我想关键是执行力度的问题,即出台了这样一些措施后,我们能否有效地执行。我们看到,方舟子等人揭示的许多学术腐败问题,很多都是不了了之的。再如我前面所说的顾冠群的例子,在后来他也是得以体面的下台。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当做到无论地位高低,但凡触碰到这条红线,就必须对其严肃处理。在西方,一名学者若是踏入了学术腐败这个禁区,是非常丢人的。因为西方普遍认为,一名学者,如果他触犯了这条道德底线,就根本不能称为一名学者。我认为,在当下,我国应该把强硬的措施放在第一位。如今社会的学术腐败风气,也只有通过强硬的措施,才能将其扭转。我们必须让触犯者付出高额的代价,因为太低的成本不具备震慑力。贯彻强硬的措施,以建构社会的学术诚信和完善的学术评价制度,这是扭转不良风气的最佳手段。

第二个问题,谈及的是成为卓越的大学生与适应社会需要的矛盾。一方面,对大学老师及管理阶层而言,他们应该清楚,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培养人才?这是影响到教育质量与教育理念的一个大命题。另一方面,从大学生来讲,大学本身所秉持的东西,我们应当坚持;同时我们要努力适应社会的需要,因为满足社会的需要便意味着为社会服务。

牛津大学最早提出了一个理念,即大学应当培养尖端人才,培养有教养,有文化的社会精英。如今的大学也越来越意识到,大学应当培养出有健全人格的,有同情心与社会担当责任感的人,这也是其基本理念。其后我们才进一步培养有专长、能够在社会施展身手、有适应能力的人才。

哈佛大学提出,大学生应当有适应能力与核心竞争力。针对这样的教学培养目标与教学理念,我国大学也采取了相应措施,如实践教学,通识教育。通识教育原先是西方教育的一个理念,而如今,包括我国清华、北大、复旦、浙大等学校,都已先后开始建设他们的通识课程。我国的大学生知识面过于狭窄,而西方的大学生不然,他们的知识面很广。也许在主修专业方面,西方大学生不及我们研究的深,但若是步入良好的专业环境后,他们定然要胜于我们。知识面普遍的狭窄,也是我们拿不到诺贝尔奖的原因之一。我们看到,许多诺贝尔将得主都是变化了研究学科的,甚至有从历史研究转至化学研究的。这便是通识教育的效益。  

我们大学生,应当为自己的未来负责,要有一个成才的计划,当然这个计划不是一尘不变的,它也应当与时俱进。我曾对本院10级的新生说过:“首先你应当做一个善良的人,有责任感的人,进而再去掌握一定的知识。”这也是我于终身教育的一个理念。我们在大学要学习,今后步入社会也要不断学习,而只有具备健全的人格,才能脚踏实地地学习生活,一步步使自己达到一个理想的高度。因此,我认为我们大学生不应过于急功近利,很多时候,只有在你回头追忆时,才会发现自己没有枉度人生。

学生二:王教授,您好,我想请教您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您的校友贺卫方先生曾说过,大学应当是一个学者共和国。您刚才也说到,大学应当以学术为本,崇尚学术自由,教授至上。那么。对于如今的大学行政化、官僚化,您是如何看待的呢?

第二个问题,您刚才提到,我们要办一些象牙塔式的大学。而也有人说,中国的大学在向技校化发展,其重视的并非学术精神,而是实用性与学生就业率。那么您又是如何看待象牙塔式大学和大学技校化问题呢?

王德保:贺卫方先生所提到的学者共和国理念,实际上与我所说的“大学应当以学术为中心、体现学术价值”是相吻合的。而大学的去行政化、去衙门化问题,以前只是民间议论的一个话题,而如今已成为官方言论了。温家宝总理已明确提出,大学应当去行政化。教育部部长袁贵仁也就此发表了相关言论。所以,大学去行政化问题,已成为社会的共识,这个问题的解决指日可待。然而,如何解决,是非常困难的。

记者曾经采访了两位大学校长,一位是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一位是武汉大学校长顾海良,他们分别是发展司司长和社科司司长。因此这两位校长说的话是非常有份量的。顾海良曾经说过:“如果大学没有行政级别,那么大学校长到政府部门办事,一位科长就要给你脸色。而假若大学是副部级单位,即使是司长也要对你客气。”纪宝成也表达过类似意思。两位校长说的很有道理,大学没有行政级别不行。但是从另一方面说,大学的行政化是非常荒唐的。因此,我认为,我国现今的体制,注定了大学应该有行政级别。而我们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从根本的体制着手,简单的去行政化,是不可能实现的。

第二个问题牵扯到我国大学的趋同化情势,如今我们的大学都是跑一条跑道,都想成为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实际上这种思路曲解了大学的层次与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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