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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题
天才与伯乐
  主讲人 饶毅
  时  间 2010年10月23日(周六)上午9时
  地  点 南昌大学法学楼报告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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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座纲要

   

“前湖之风”周末讲坛第八十七期

主题:《天才与伯乐

主讲人:饶毅

时间:2010年10月23日(周六)上午9时

地点:南昌大学法学楼报告厅

嘉宾寄语:“我想、我诚、我乐”

天才与伯乐

◎饶毅

 

主持人: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上午好!“前湖之风”周末讲坛又如约与大家见面了,欢迎大家的光临。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在现实世界里,有这么一些人拥有独创性、创造性、智慧、才能。这不禁让我想起“天才”二字,天才也需要有机会和伯乐。古往今来,这些学者们演绎着自己的传奇故事。而今天邀请到的嘉宾,他是及钱学森等科学代表人物之后,这50多年来,又一位在海外功成名就之后毅然回国的科学工作者。从他的身上是我读懂了:科学的灵感、科学领域的重大发现,只给那些有准备的人,给那些善于独立思考的人,给那些具有锲而不舍的精神的人。是什么让他如痴如醉对科学进行研究,即使付出一生也在所不惜?我们常说的科学精神到底是什么?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世界,共同感受科学的无限魅力!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北京大学终身讲席教授、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教授。   

欢迎饶教授的光临,在讲座开始之前请允许我向现场的朋友们对饶毅教授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饶毅,北京大学终身讲席教授、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兼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学术副所长。回国前曾任美国西北大学Elsa Swanson讲席教授、神经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神经发育的分子机理和社会行为的生物学基础。担任多个国际学术杂志编委。在斯坦福、哈佛、麻省理工学院、东京大学等国际著名大学作学术报告。1996年起,兼中国科学院研究员,1999年协助推动建立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2002年协助建立中国科学院上海交叉学科研究中心。2004年起兼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学术副所长。2007年9月全时回国。1996年起发表科学文化、科学史和科技政策的文章。任《二十一世纪》、《科学文化评论》《科技中国》等文化杂志编委。

接下来的时间,将由饶毅教授带领我们走进今天的主题——《天才与伯乐》。

饶毅:今天我很高兴回到母校开这样的一个讲座。我将从一位科学家的科学发现故事引出今天的讲座主题,希望通过这个讲座,能使同学们更好地理解生物研究的一种思路,体会一个人在一生中需要做哪些决定,而这些决定又会带来什么结果。同样的决定,一百多年前有位年轻人做出过,在这之后他的伟大发现,相信很多人都知道。而对于他发现的过程,知道的人却微乎其微。今天我将以他的决定过程为线,讲述一个更为深刻的故事。

我要讲的内容分为两部分:超越时代的天才;一意孤行的伯乐。

 

一、 超越时代的天才——孟德尔

 

他是一位为坚持智力追求,不惜放弃天伦之乐的人;他是一位在学术群体外围,做出科学的核心发现的人;他是一位用数学分析生物,成功地进行学科交叉的人;他是一位十年做了一系列实验,用一篇论文开创新学科的人。我之所以把他称作“孤独的天才”,是因为他孤立于当时的学术群体,做出奠基性突破却终生未被学界承认;他工作几十年后,尚不为同一学科第二重要的科学家、诺贝尔奖得主理解;他发现的看似简单的理论,即使今天多数学过的人,都无法意识到其智力高度;他是不为利益做研究的纯粹科学家,死后却被疑造假,再次遭遇不公。他就是我们今天要讲述的人物:自称实验物理学家的遗传学之父——孟德尔。

我认为,生物学历史上有两次智力高峰。第一次是1854年到1866年,孟德尔独自一人;第二次是1951年到1965年,克里克(Francis Crick)及其合作者们。两次高峰恰好相隔一百年。单纯从研究的重要性来说,有人可以认为达尔文的贡献大于孟德尔。但从工作的创造性来说,孟德尔是迄今仍被低估的的天才生物学家。

今天,让我们一起重读孟德尔于1865年宣读、1866年发表的德文论文。通过重读孟德尔的论文,我们可以追寻孟德尔的思路,了解他做研究的背景环境,思考他做研究的方法。

由于孟德尔生前未能得到科学界的承认,同时代理解孟德尔科学工作重要性的人极少,保留下来的他的遗物也就很少。孟德尔最重要的遗物是一篇遗传学论文,与此相关,还有另一篇遗传学论文以及他给一位植物学家的10封信。一定意义上说,第二篇论文是为纠正第一篇论文的疏漏之处而发表的。对我们来说幸运的是:孟德尔的主要论文思路清晰,有助于我们追踪并理解真理在一个科学家的头脑中诞生的过程。

在孟德尔之前,人们对遗传的认识还很粗浅,基本认同混合遗传学说,即“黑+=灰”,父母的“黑”和“白”简单融合得到子代的“灰”。此学说未被正式提出和论证过,但被认为是一个普遍接受的、朴素的、不证自明的规律。然而,孟德尔对此学说不以为然,他认为未经认证的学说无法作为真理。

(一)孟德尔的研究 

孟德尔在1854年至1864年10年间连续用豌豆做实验,并于1865年宣读遗传规律论文,紧接着在1866年发表遗传规律论文。他的论文《植物杂交的实验》(Versuche über die Pflanzen-Hybriden)以德文发表在《布鲁恩自然史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Natural Science, Brünn)上。

孟德尔的论文共44页,分11个部分。从这11个部分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孟德尔清晰的思维脉络和高深的智慧,同时可以整理出他做研究的方法:1、发现重要问题;2、提出解决问题的途径;3、设计实验思路;4、进行实验研究;5、得到结果;6、分析结果;7、提出前人没有想到的理论;8、进一步实验;9、得到更多可以分析的结果;10、推广理论;11、证明理论。

第一,发现重要问题

在引言部分,孟德尔简要回顾以往研究后,立即明确提出问题:没有人成功地提出过对杂交体形成和发生普遍适用的规律。

第二,提出解决问题的途径

孟德尔指出,前人做过不少杂交实验,但因为所需的工作不仅量大,而且较难,因此未能得到普遍规律。

另外孟德尔认为,实验需要注重考虑:

1、规模要相当大;

2、具有不同型的杂交后代要定量分析;

3、在不同代间要准确地知道不同型之间的关系;

4、要确切地分析它们之间的相对数量关系。

花费大量地精力做实验需要很大的勇气,但这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只有这样,最终才能解决问题。孟德尔的这篇论文就是锲而不舍仔细研究的结果,为此他进行了八年的研究工作,基本方面都有结论。

孟德尔说的八年,是他收集论文所用数据的八年。其实在此之前,他已经做了两年实验以选择最佳的选用材料。所以实际上,在发表论文以前,他进行了整整十年实验。十年实验后,又隔两年他才发表论文。论文发表后,他还用其他植物做过几年研究。 

第三,设计实验思路

孟德尔认为,首先必须选择合适的生物作为研究材料。比如说,他当年要是选择人的身高体重来做实验,那么依照他的实验计划这样的思路是不行的。因为其一,人无法根据他的计划进行交配;其二,人的身高至少涉及到几十个基因上百个变量。在实验植物选择部分,他指出:任何实验的价值和用处取决于所用材料是否符合其目的,所以选什么植物和怎么做实验并非不重要……必须特别小心地选择植物,从开始就避免获得有疑问的结果。所以他提到选择的植物必需

1、首先具有恒定的分化特征。

2、在进行杂交的时候不会受到外来花粉的污染。

3、每一代杂交后代生殖力不明显改变。

事实上,孟德尔有可能考虑过二十多种植物。因为他曾说他因为花形状的奇异而试了豆科植物(Leguminosae),后来才决定用豌豆(Pisum)。豌豆在英语中俗称Garden pea,在拉丁语中是Pisum。拉丁文是孟德尔的弱项。对所用豌豆的确切生物学分类,孟德尔并不是很确定,他说“专家意见”大多是Pisum sativum,不过他明确指出分类对其研究并不重要。

1854年和1855年,孟德尔试过34种不同的豌豆。在孟德尔为数不多的遗物中,有一张1856年购买豌豆的订单。豌豆还有论文中没说明的、实验操作的优点:既能自花授粉,又能异花授粉,较易人为控制。(异花授粉就是用镊子捏除花的雄蕾,再用小毛笔刷将另外一朵花的雄蕾花粉涂抹在雌蕾上。)

第四,研究的分工与安排

孟德尔选择了7对成对的形状,研究它们在代间的传递规律。对应于7对性状,孟德尔安排了7个实验,分别研究种子形状(平滑或皱褶)、种子颜色(黄或绿)、豆荚颜色(黄或绿)、豆荚形状(鼓或狭)、花色(紫或白)、花的位置(顶或侧)、茎的高度(长或短)。其中,实验一用15株植物做了60次授粉;实验二用10株植物做了58次授粉;实验三用10株植物做了35次授粉;实验四用10株植物做了40次授粉;实验五用5株植物做了23次授粉;实验六用10株植物做了34次授粉;实验七用10株植物做了37次授粉。孟德尔还在论文后面提到完成每个实验用的年数,我计算了一下,他大概做了17610次授粉。

除了选择研究材料(动物或植物)以外,孟德尔还对要研究的性状进行了选择。他专门选择子代性状一定相同于父本或母本,而不是介于父母之间、或其他变异的性状。孟德尔知道豌豆有些性状居于父本母本之间,而不等同于父本或母本。就好比很多小孩子并不是完全像父母的身高,而是介于他们之间,甚至更高或者更矮。他研究的7对性状,每对中必定有一种传到下代,而一对性状的两种在后代不会变化,也不会永远消失。孟德尔明确选择的重要性,他的选择简化了分析从而可以得出规律。

第五,定义与概念

名词只有在你理解它的时候,它才有意义,没有理解的名词在科学中是没有意义的。比如,李宝龙老师研究的社会学中有个很重要的名词,叫作“consciousness”,中文翻译为“意识”。这个词无论中文英文,都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这个词的意思。很少人做这方面的研究,而即使研究它的人,也都对此持有不同的意见。

随着人们对科学理解的加深,名词正在改变和消失。生物界有一个很重要的定义叫做“种”,当两种动物或植物产生的后代无法再生育时,这两种动物或植物就叫做“种”。比如马和驴作为两种生物,便是不能产生后代的。但“种”的定义只是当时产生的概念,现在已经有所改变。生物的种类是不断变化的,我们不应当把一个争议的特征作为定义。

孟德尔认识到性状有显隐之分,发明了“显性”(dominant)和“隐性”(recessive)之称。当父本母本分别是不同性状(如黄和绿),而他们杂交子代只显现一种性状(黄)时,孟德尔称显现的一种(黄)为显性、没有显现的(绿)为隐性。他指出,隐性在杂交体一代看不见,但在杂交体后代可以完全不变地重新显现。进一步的实验表明:显性隐性与父本母本来源也无关。这个概念实际上已经推翻了混合遗传学说。混合遗传学说中的隐性应该是再也不会出现了。如,黑加白等于灰,而灰中是不会有白再重新出现了。(孟德尔做实验选择的7对形状中,种子形状平为显、皱为隐,种子颜色黄为显、绿为隐,豆荚颜色黄为显、绿为隐,豆荚形状鼓为显、狭为隐,花色紫为显、白为隐,花的位置顶为显、侧为隐,茎的高度长为显、短为隐。)

第六,实验结果与分析

我们稍需改变他的用词以方便现代理解。他开始用的一代,我们现在称为F0代。他所谓“杂交体”,我们现在称F1代。他称“杂交体来的第一代”,现称F2代。孟德尔用不同表型的两种F0代亲本间授粉,得到的F1代均表现显性的性状。接着,他让F1代自花授粉,得到F2代,发现隐性(如皱褶)没有因为在F1代不表现而永远消失,它重新出现在F2代。比如,豌豆种子分别为平滑和皱褶的F0代父母本授粉得到的F1代的豌豆种子都是平滑的,没有皱褶的。F1代的结果,他算出5474次是平滑的,1850次是皱褶的。进一步数量分析表明,在F2代,显性对隐性呈2.96:1的比例。第二个性状中,他观察豌豆的颜色,F1代都为黄色,F2代6022个是黄的,2001个是绿的。孟德尔发现,7对性状试验得出的F2代显隐性比例都非常接近3:1,平均为2.98:1。

对于3:1的比例,孟德尔分析到:在F2代显性的性状可能有两种意义,它可以是F0的“恒定”性状,或F1代的“杂交体”性状,因此只能用F2代再做一代实验来检验是哪种状况。孟德尔在研究中,看到试验结果,进行分析,提出可能,设计进一步实验,他有理论预计,再做下一步实验。

表现显性的F2代,其F3代结果表明:2/3的F2代是杂交体(其F3代出现3:1的显性和隐性),而1/3的F2代其F3代都是显性。他的实验结果经后人总结如下:F0代的黄种豌豆的和绿种豌豆的杂交,产生F1代,F1代的基因型有多种可能。F1代自花授粉产生F2代,F2代显性性状比隐性性状是3:1。也就是说,三个中有一个是纯合子,与F0代的基因型相同;另外两个和F1代基因型一样,它们自花授粉之后得出来的又会是3:1的比例,它们的表现将和F1代的杂合体一样。F2代的隐性豌豆和F0代是一样的,它自花授粉的后代一定全是绿种的。这样,孟德尔将F2的3:1中的3,进一步分成2和 1。3:1就被分解成1:2:1。这两步的推导都由他一人完成,而这正体现出他的聪明与智慧。

第七,数学模型

在此基础上,孟德尔进一步运用了数学模型,而这一举步超越了当时乃至今天绝大多数的生物学研究者。绝大多数生物学研究者在数据研究过程中,只关心数量的升高、降低和不变,而孟德尔完美地运用数量分析、定量不同表型的植物,从而发现31的规律,继而推出和验证了121的规律。

孟德尔假设,A表示恒定的显性,a表示恒定的隐性,Aa表示杂合体。那么,得出表达式“A+2Aa+a”,这个表达式即代表F2代的1:2:1。

第八,相关联杂交体 

在此之后,孟德尔又研究了一个问题:豌豆中挑选出的这7对形状,相互之间是否存在联系?于是他又进行试验,证明这7对性状全部相互独立。总结这部分实验结果,孟德尔提出:每对不同性状之间的关系独立于亲本其他不同性状。

后人好奇,为什么孟德尔所做实验中,7对性状都无关而相互独立?如果有些基因在染色体较近位置的话,就会有一定关联。现在我们知道,他做的7对性状,其基因分别在5条染色体上,而在同一染色体上的2对,正好分别在染色体上相距很远的位置。孟德尔在实验筹备时,或许正是丢弃了不独立的性状而留下独立性状进行研究。

孟德尔在发现各对性状独,立传代的规律后,可能在文章中考虑了自己的发现与进化论之间的关系。因为他的论文发表于1866年,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发行于1859年,并于1860年发行了《物种起源》德译本第二版。孟德尔读过第二版《物种起源》,并在书的边缘做了详细评注。他曾在论文中写到:“如果一个植物有7种不同的性状,产出后代就有27次方(128)种不同的组合。”如此,通过不同性状的组合,每代性状的多样性不断增加,可供进化的选择便会越来越多。孟德尔的算法,其实正解决了混合遗传学说给达尔文进化论造成的矛盾。

第九,杂交体的生殖细胞 

之前所讲述的是孟德尔在植物表型方面的研究。表型是指个体行为表现和具有的行为模式,比如人的毛发的颜色、指纹的形状、握拳的方式等。

在从外观的性状上推出规律后,孟德尔推断外观的差别实际是由生殖细胞的组成差别所造成。而孟德尔的研究目的,也正是在于探索遗传物质而不是探索表型本身,更不是如有些人所说的“培养更好的良种、把杂交做的更好”的目的。

他提出:表型的差别是由雄性的花粉细胞和雌性的卵细胞决定的。(这个说法并非完全正确,因为花粉中有多种细胞,而精细胞只是其中一种。)当卵细胞和花粉细胞具有同样的恒定性状时,其后代得到同样的恒定性状;当卵细胞和花粉细胞具有不同的性状时,两者将会形成一定程度的妥协。

孟德尔还提到:豌豆杂交体形成卵细胞和花粉细胞,它们的组成中,有等量的、由性状组合而成的所有恒定型式。也就是说,花粉细胞有Aa两种,且两者数量相等,卵细胞也有数量相等的Aa两种。而不同花粉细胞有同等机会与不同的卵细胞组合,那么得到的下代就有:A/A, A/a, a/A, a/a四种。

因为A/a表型相同于a/A(仅其Aa来源的父母本不同),它们都表现为Aa。所以,可以有 

A/A + A/a + a/A + a/a = A + 2 Aa + a

这个等式出现于孟德尔的论文中。其左边是我们现在说的基因型,右边是表型。我认为,这个等式便是孟德尔发现的遗传规律的总结。

孟德尔依据观察到的表型,推导出遗传的理论,并将理论深入到生殖细胞,而且可以用数学模型表示遗传学的规律,虽然其数学虽然简单,是很基本的组合。这也体现了数学分析结合生物学实验对生物学研究产生的重要意义。

第十,其他种属植物杂交体的实验

为了检验他从豌豆发现的规律是否适用于其他植物,孟德尔用菜豆也进行了杂交体实验,其杂交结果和豌豆的完全吻合。

而用菜豆做杂交时,他发现虽然好几个性状的传代符合豌豆规律,花色却有较多变异,存在着两种颜色混合的案例。于是孟德尔提出:花色仍符合他发现的遗传规律,只是应当假设花色是由多个因子控制的,比如花色A由单个性状A1+A2)+……的组合而成。这实际上也明确提出了多基因遗传的概念。 

在豌豆实验之前,孟德尔也曾用老鼠做过实验。但是教区主教反对这样的做法,他说:“我们都是天主教的神父,你怎么能天天观察雌雄动物的交配?”由此,孟德尔的动物实验未能继续。假如孟德尔继续进行老鼠实验,也将能发现遗传规律,因为老鼠毛发的性状同样遵循这一规律。 

孟德尔完成豌豆实验并发表论文的几年后,晋升为修道院院长。他在修道院内建造了一个蜂房,并于蜂房里进行了许多实验。但因为难以强制蜂王与雄蜂交配,这些实验难度都很大。虽然这套实验未能得出遗传学方面的成果,却获得了其他方面的科学成果。

(二)孟德尔的目标

孟德尔曾在论文的引言中写道:我要寻找遗传学的普遍规律。在结语部分,他介绍前人杂交实验的结果和有关植物受精过程的论述:根据著名生理学家的意见,植物繁殖时,一个花粉细胞和一个卵细胞结合成为单个细胞,同化和形成多个新细胞,长成植物个体。

而后孟德尔提出:(杂交体)发育遵循一个恒定的定律,其基础就是细胞中生动结合的因子的物质组分和安排”。豌豆的 胚胎是亲本两种生殖细胞中因子的结合。如果生殖细胞是同类的,那么新个体就像亲本植物;如果杂交后代不同,必需假设卵细胞和花粉细胞的分化因子间出现妥协,形成作为杂交体基础的细胞,但矛盾因子的安排只是暂时的,分化的因子在生殖细胞形成时可以自我解放。在生殖细胞形成时,所有存在的因子完全自由和平等地参与,分化的因子互相排斥地分开。这样,产生卵细胞和花粉细胞的种类在数量上相同于形成因子可能的组合数量。

这段话虽然有些复杂,但是其中的表述都非常精确。如果将孟德尔原文的“因子”换成现代的“基因”,那就可以几乎原封不动地以他的文字理解基因遗传。对于喜欢直观理解的人来说,也可以将文字转换为方程式“A/A+A/a+a/A+a/a”理解。

孟德尔经过新颖的、长期的、严谨的实验,终于找到了杂交发育的普遍适用规律。 

后人将孟德尔发现的规律表述成为两个定律: 

第一个是分离律,决定同一性状的成对遗传因子彼此分离,独立地遗传给后代,也可以表述为颗粒遗传,以区别于以前流行的混合学说,说明因子没有消失; 

第二个是自由组合律,确定不同遗传性状的遗传因子间可以自由组合。 

虽然这些内容在孟德尔的原文中都有叙述,但他本人并没有将两者进行分开叙述,而只是作为一个普遍的规律。

1861,孟德尔与当地一百多人共同组成一个自然科学学会,会址设在他担任代课老师的中学。学会每月举办一次活动,孟德尔于1865年2月8日和3月8日两个星期三的晚上,提出了他的研究结果。协会建议他以论文形式进行发表,但由于那一年里发生一些动乱,孟德尔最终于第二年在学会杂志上发表了这篇论文。

(三)孟德尔的伟大

孟德尔有新颖的理论、有效的研究途径,在选材上进行了仔细的选择,对实验结果进行了深刻地分析和思考,并在研究中运用了数学模型的方法。当然,孟德尔的研究也具有运气,但成分运气在他的研究中所占比重极小。而这极小的运气就体现于,孟德尔在探索两对相对性状的遗传规律时,碰到的控制不同相对性状的基因主要存在于不同对的染色体上,而不是存在于同一对染色体上。然而,运气并不是孟德尔成功最为重要的因素,因为孟德尔在研究实验过程中选用了许多植株做比较,并做了大量的实验。可以说,即使没有运气这一因素,经过详实细致的研究,孟德尔也必然能够发现遗传规律。

第一,孟德尔与达尔文

为什么说孟德尔是超越时代的天才?理由有三。第一,与他同处于一个时代、最为伟大的生物学家达尔文的进化论需要遗传理论做基础。1859年,达尔文提出进化论学说,忽略宗教界对他的非理性批判,从理性角度来说,当时盛行的混合遗传学说给达尔文造成了极大的困惑与矛盾。

根据混合遗传学说,生物每一代应当比上一代更少样而不是更多样,可供选择的基因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单纯。生物不存在多样性,那何以谈选择、谈进化?这是对达尔文进化论提出的理性怀疑。对此,达尔文的进化论亟需要正确的遗传基础理论相配合。

许多人以为达尔文一生未曾做过实验,只是进行纯粹的观察与推理。实际上,达尔文做了11年花卉实验,并用了两本书记载他的实验结果。1868年,在《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这本著作中,达尔文完整展示了他以金鱼草为例的实验成果。

金鱼草的花有两种形状。规则形状的花呈双侧对称,不规则形状的花呈辐射对称。达尔文以大写C(common)表示规则花形,小写p(peloric)表示不规则反整齐花形,则F1代全部为C,全部为普通花形。而在F2代,127朵里有2朵不明性状,88朵是规则花形,37朵不规则花形,得出比例2.38:1。达尔文在文中写到:“我们可以看到,在同样的植物内有两种潜在的相反趋势。以杂交金鱼草为例,第一代以规则花形为主;而第二代,不规则花形所占比重明显增多,不规则趋势增强。那么,如何解释某些性状会隔代增强显现趋势的现象呢?我将在后面有关泛生论的章节中谈论这一问题。”而实际上,达尔文并未在泛生论(pangenesis)这一章节中对此作出解释。

什么是pangenesis?达尔文认为,身体各部分细胞中都存在着某种“泛子(pangens)”或胚芽(germs)决定着所在细胞的分化与发育,并且它们会受到环境的影响产生变异。这些germs随着血液循环汇集到生殖细胞中,造成不同的生殖细胞有不同的germs,进而影响着受精卵发育过程中的分化,从而完成性状的遗传。

达尔文的泛生论观点,十分接近拉马克主义。拉马克主义认为进化是许多世代“获得遗传”积累的结果。比如长颈鹿受环境影响,习性改变,脖子越来越长,而这样获得的后天性状可遗传给后代,使生物逐渐演变。拉马克主义认为,通过体细胞对生殖细胞的影响,生物性状产生定向性的遗传。达尔文则认为是选择性遗传。

然而,泛生论观点是错误的。首先,达尔文的杂交实验只选用了127株金鱼草,而孟德尔的豌豆实验至少采集了1000多株豌豆。实验中采集量越大,数据才能够越精确。所以说,达尔文的实验设计有问题。第二,对于所得比例2.38:1,达尔文没有作出更深入的解释。第三,2.38:1还可以简化为2:1或者3:1,达尔文却没有进行更深入的探讨。第四,杂交金鱼草F2代中隐性性状显现,明显推翻了混合遗传学说理论,而达尔文却没有发现。第五,没有遗传模型。第六,达尔文并没有从中总结得出任何规律。因此可以说,达尔文比孟德尔差了六个层次。

甚至在达尔文1877年出版的《同种植物的不同花形》里,报春花杂交实验中,所得显性与隐性性状各占75与25,达到完美的3:1比例,可达尔文依旧对此视而不见。由此,孟德尔在杂交试验中谨慎仔细的分析推理精神便得到对比升华。达尔文也有许多聪明的想法,但他并未达到孟德尔的科学深度。

以上引用事例,都来自于可靠的来源。我曾看到某篇文章中引用达尔文的一句话,可信度未知。他说:“数学对于生物学来说,就好比是木工匠手中的手术刀——毫无用处。”如果所引属实,那将说明达尔文对数学理解狭隘,并没有像孟德尔一样明智地将数学模型运用于分析推理中。

第二,孟德尔与内格里

孟德尔曾与当时著名的瑞士植物学家内格里保持长久的通信。试验结果得出后,孟德尔将自己的论文寄给40位生物学学者,却只有一位学者回信——他就是内格里。内格里是当时植物杂交的专家,专长山柳菊试验研究。他曾建议孟德尔采用山柳菊进行试验来检验其遗传学说,结果孟德尔实验失败。对此,孟德尔在写给内格里的信中承认山柳菊试验的失败,却坚持认为他发现的遗传规律普遍适用于豌豆之外的多种植物,山柳菊是例外。现在我们了解到,山柳菊单性生殖(无配生殖)植物,使试验结果孟德尔的遗传学说不一致。

山柳菊试验失败后,孟德尔遭遇权威的排斥。内格里草率否定孟德尔的研究,并在他1884年关于进化与遗传的著作出版时,在其中主要讨论杂交试验篇幅的一章中,只字不提孟德尔因此后人评价说,内格里的愚蠢迟钝与傲慢无知可以原谅,但他在著作中窃取孟德尔的遗传观点,却对孟德尔一字不提,不可原谅。

在孟德尔给内格里的10封信中,我们可以发现,他不仅在许多植物试验中发现了遗传规律,还运用了一个词语——原基(anlage)。其类似于我们现在所说的生殖细胞里的基因。因此许多人在没有仔细研读孟德尔的书信、著作基础上批判他不理解遗传学,实在可笑。

美国生物学家与遗传学家摩尔根,曾于1909年写过一篇文章嘲讽孟德尔的数字性状比例。然而在1910年之后的果蝇试验中,摩尔根却完全依据于孟德尔的“高级数字杂耍”,以进一步深入自己的理论。因此,他发现果蝇染色体的遗传机制那一年,没有去领取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而是第二年去的。在宣奖和领奖之间的一年中,有人发现唾液腺上的染色体呈现的不同条带,摩尔根才明白自己的发现并非完全依靠孟德尔的“数字杂耍”,因而得以安心得领奖。由此可见,与孟德尔同时代的伟大科学家、植物学家以及几十年后与他同领域的伟大生物学家,都与他差距极大。所以我说,孟德尔是生物学界的一座伟大的智力高峰。

1900年,有三个人号称“再发现孟德尔”。第一个人纯粹不能算数,因为从他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几乎没有理解孟德尔的理论。第二个人,他曾写过有两篇文章,第一篇对孟德尔只字不提,但从内容上可以看出他已经看过孟德尔的文章,有窃取孟德尔研究之嫌。有人写信责怪他说“孟德尔几十年前即有此发现”,因此他在第二篇文章中才提及孟德尔。只有第三个人,伦斯,才是真正承认孟德尔的发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发现的人。他的叔叔即是植物学家内格里

(四)孟德尔的人生选择

孟德尔祖籍德国,世代务农,家境穷困。他父亲需要4天给自己家里干活,3天给女伯爵干活。所以,孟德尔的父母其实是佃农。

女伯爵好心兴办了一所小学,孟德尔得以受教育,并能够继续去其他地方上中学。孟德尔喜欢读书,不想做农活。在他16岁那一年,他的父亲被树砸伤。而这个时候正值壮年的他,不仅不帮父亲干活,还患了抑郁症,整天躺在床上不起来。孟德尔一生患过好几次抑郁症,这就是其中的一次。他的家庭里有父亲、母亲、姐姐和妹妹。姐姐已经出嫁了,父亲又伤了,而他居然躺在床上不干活,常人的确很难想象。

后来孟德尔以第三人称写过一篇自传,他写道,在他16岁的时候,家里发生了一连串的灾难。没有钱的他想要读书,只得自食其力。于是,他从16岁开始做家教赚取自己读书的补贴。然而,当他到另外的地方求学时,一时找不到家教工作可做,在此困难之时,他妹妹将自己的嫁妆的一部分给了他,让他得以继续读书。此后,他的父亲决定将全部的家产和土地留给大女婿,但依照协定他必须支付一部分的钱给孟德尔。然而,家产太小,返给孟德尔的钱还是不够。由于经济情况太过糟糕,孟德尔不得不选择去修道院做神父,希望可以免于劳务安心读书。但是,天主教的修道院不允许神父结婚,所以,孟德尔为了读书放弃了结婚生育的权利。

孟德尔21岁时进入修道院学习神学;25岁又15天,他正式成为神父。孟德尔工作的地方和出生的地方是不一样的。他工作的城市德语叫Brünn,当时是奥匈帝国的一个城市,现在是捷克的布尔诺(Brno)。Brünn在当时算是一座小康城市,离维也纳500多公里。当时Brünn的纺织工业发达,对羊毛的需求量很大,因此孟德尔所在修道院的主要经济来源就是育羊。这座修道院的外观很漂亮,而且其图书馆藏书量巨大,达两万多本。

 

二、 一意孤行的伯乐——道长纳泊

 

孟德尔进入修道院并遇见他的同事们是他一生的幸运。他的同事中有后来的革命家、数学家、音乐家、作家等。但我认为,他最大的幸运是遇到了修道院的院长纳泊——我称他为“道长”。道长正好比孟德尔大40岁。孟德尔在1865年和1866年发表了他的研究成果,而道长于1868去世,所以,道长见证了孟德尔取得成果、走向成功的经历。

道长很有能力,他将修道院主持得非常好,修道院很富裕,大家生活得很好。同时,他对科学研究也有着浓厚的智力兴趣。道长和孟德尔不一样,他出生于一个富足的家庭,在主持修道院之前还做过教授。1837年,孟德尔还未进入修道院的时候,纳泊就在参加自然科学学会的活动中提出:不应该讨论繁殖的过程,而应该讨论遗传了什么和如何遗传等问题。因此,道长本身是一位有才能的人,更为可贵的是,他不光有才能,而且惜才爱才。他发现了孟德尔的才能,因此“一意孤行”地支持着孟德尔。

孟德尔25岁成为神父,之后开始传道。但他做了大概一年多时间后,也就是27岁的时候,又患抑郁症不肯传道了。按常理看,修道院自然是应该把他开除的,但是道长没有这样做。1849年,纳泊给教区的主教写了一封信,他说,孟德尔适合做科学,不适合传道,孟德尔一传道就会表现得很羞涩。因此他决定不让孟德尔传道而去做些别的工作,比如教书。道长在支持孟德尔前还支持一位革命家拿到了博士学位。由此可以看出,道长是非常爱惜和保护人才的。之后,孟德尔开始到各处教书,他讲课讲得很好,得到多数人的认同。可见,孟德尔只有在传道的时候才会羞涩,而在教书的时候却不会。

当时,在奥匈帝国教书需要教师证书。因此,1851年孟德尔29岁的时候,道长让他去“考证”。然而第一次考试孟德尔不仅没有通过,结果还很可笑——他的生物没考过,生物成绩非常差,所有的拉丁文字都不知道,答题时全部用德文口语叙述。另外,比如一道题目为举例说明六种哺乳类和人类的关系,他答:猫很漂亮,毛茸茸的,对人很有用,毛可以做衣服。题目问的是生物学规律,可他却答非所问,分数必然很低。可以预见,孟德尔后来做豌豆实验的时候,拉丁文字仍然是他的一个弱项。

之后道长纳泊到相关部门询问为何孟德尔没有通过考试,得到的回复是,孟德尔的学习积极性很强,假如愿意进修的话,还是会有很大的提高。1851年,在道长纳泊的安排下,29岁的孟德尔进入维也纳大学进修两年直到31岁。他在维也纳大学学习了物理学,其中70个学分里物理和数学占了一半以上。孟德尔的第一位物理老师是多普勒效应的发现者多普勒。他跟着多普勒学习两个学期后,多普勒不幸病逝。之后,他换了一位物理老师,这位老师于1821年发明了组合数学,因此他跟着第二位老师学习了组合数学。也许这就是天意:如果50多岁的多普勒没有去世,那么他就不会凑巧学到组合数学。他不如达尔文富有,可以学自己想学的知识,却幸运地学到了对他其后研究有很大作用的数学知识。孟德尔在大学也学习了生物学。生物学有两位老师,一位教近代生物,一个教古代生物。教古代生物的老师认同“活力论”,不承认西方学说。而这位老师很可能就是让孟德尔二次考试落榜的人。这位老师的外孙,也就是后来号称“重新发现”孟德尔的人之一。不过这些只是民间的传说。

孟德尔一直不敢自称是生物学家。因为,他两次考试未能通过,一直只是一名代课老师。他给别人写的信里也说,“我是一位谦卑的实验物理学研究者”。

孟德尔还发表过气象学和天文学方面的论文。实际上,从1856年开始,他就成为当地气象台的台长,每天记录三次气温,持续做了27年的笔记。

孟德尔两度考取教师证书失败后,于1854年到1868年,在当地的Realschule高中教授物理和自然史。这也得益于当时校长对他的支持,允许他14年“无证教书”。不管其他人怎么评价,纳泊始终认定孟德尔的才能,在他考教师证书失败之后,仍让他回修道院进行实验,并且不强迫他传教。因此,孟德尔从1854年开始做实验。之前,他曾在空地做过实验,结果发现空地中会出现花粉污染,只有在暖房中才能保证实验的正确性。为此,纳泊于1854年专为孟德尔建造了实验用的暖房。当时纳泊管理的仅仅是一个小修道院,他能为孟德尔建一个这么大的暖房,就好比现在的大学校长将百分之二十的学校资源用于一位学生身上,这是何等得令人钦佩!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孟德尔的生活和工作条件都来自于纳泊——他给孟德尔“饭碗”,不但不用他传教,还支持他做老师,让他到维也纳大学进修,后又支持他做实验并为他建造实验暖房。可以说,在科学界,孟德尔是孤独的,但在局部环境上,他得到了修道院道长强有力的、甚至是一意孤行的支持。

事实证明,孟德尔在纳泊的支持下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因此,孟德尔的成功不仅仅源于个人的因素——天生的才能和对人生的明确选择,而且也源于环境的允许和支持。

 

三、 孟德尔的成就

 

遗传学的创立对科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30年,遗传和进化结合起来,使人们可以用理论解释进化;分子生物学诞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也是由遗传学演变而来的;1970年代诞生的重组DNA技术,全面改观了生命科学。这些都是遗传学衍生出来的很小的分支。

用基因组学分析疾病很有前景,因为基因是遗传的物质基础不仅决定我们正常形态的差别,也参与很多疾病的形成。后来我们发现,基因不仅仅是一个概念,它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例如果蝇细胞,通过荧光探灯将基因染色后,呈现出来的果蝇胚胎细胞绚烂美丽。有一项发现表明,某一基因对果蝇眼睛的形成非常重要,当它移植到果蝇身体其他部位比如腿上、翅膀上时,这一基因也会表达出来,果蝇的腿上、翅膀上也会长出眼睛。

综上所述,孟德尔正是得到了纳泊强有力的支持,才能坚持完成实验研究,并最终获得巨大成功,进而不断地影响基因等科学的发现发展和人类生活。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必然能够循着孟德尔的脚步,创造出更为辉煌、更为美好的历史时刻。我也希望,在座的同学能够向孟德尔学习,用孟德尔的方法探索出更为有趣、更有意义的发现和发明!

 

现场互动

主持人:非常感谢饶教授的精彩讲解!饶教授是昨晚到达南昌的,为了将更多精彩的故事和内容奉献给大家,所以将讲座的主题由《科学精神与实践》改成了《天才与伯乐》,相信通过饶教授的讲解,我们会觉得科学离我们并不遥远,也让我们觉得饶教授是一位非常平易近人、非常幽默的老师,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饶教授!

曾有人在一则报道中说,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学生是最幸福的学生,而今天,我们南昌大学的学生也感受到了饶教授与众不同的讲解,相信我们也是最幸福的!让我们将幸福延续,马上进入互动环节。

同学一:饶老师您好!首先欢迎您来到南昌大学!记得您曾经说过,如今国内的科学研究尚未形成文化,而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功利的思想,真正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很少,刚刚听您关于孟德尔一生奉献于科学的事迹的讲述,很有感触。请问您怎么看待学术研究和物质利益之间的关系?两者之间怎样才能协调到一种合适的比例呢?谢谢!

饶毅:我认为,对于这一生要从事什么方面的工作,每个人的想法是不同的。当你有清晰的决定时,你要为你的目标做详细的安排,也要付出很多努力。孟德尔家境不好,但是他喜欢读书,因此他宁愿放弃家庭和结婚的权利,进入修道院。现在,很多同学完全不用像孟德尔那样面临艰难的决定,我们所要从事的工作只有收入高低的差距。高收入是一种追求,但如果认为追求高收入就是幸福的,这肯定是不对的。同样地,追求成功也不一定是幸福。无论追求如何,都要在考虑清楚的基础上好好地去选择、去把握。我只是通过科学的事迹来说明一个宽泛的道理,也有人将来想做作家,有人想把自己的产品推向人类……这都是个人的选择,而这种选择必然有得有失。人生不可能获得所有东西,我们的时间和精力总是有限的,为了做好事情、达到目标,所要付出的努力也是不一样的。

目前很多同学存在的问题是——不知道做什么好,这就导致你可能感觉自己对很多事情都感兴趣,而实际上你对这些事情的理解并不是很多。举个例子,曾有三个国外实验室来到北大,北大的学生可以申请去这些实验室学习。当时我问学生:对哪一个实验室感兴趣?得到的回答是:对三个都感兴趣。我问为什么,他们说,对三个都不感兴趣,只等哪一个实验室批准了他们的申请,他们再对这个感兴趣。原因在于,如果他们对三个实验室都耗费时间和精力去了解,而最后却只有一个实验室批准他们的申请,那么对其它两个实验室的了解就是一种时间和精力的浪费——这是典型的“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功利思想。其实,人生有很多东西是需要判定的,不耗费精力和时间所做出的判断或选择,一定有问题。就像孟德尔的豌豆实验,他不断地将失败结果丢掉,同时不断地继续做着新实验,最终才得以研究出成果。

进行思考和选择是人生的一个重要的过程,我们选择的目标一定要有意义,而有时候,放弃也是一种前进。人生并非都是线性的,线性的人生很浅薄。所有真正饱满的人生都不是线性发展。想要真实的,就需要我们思考后做出选择,并坚定地为之奋斗。(掌声)

同学二:饶教授您好!我是生物系的一名学生。我想请教您关于传统生物学方面的问题。我说的传统生物学是指像生态学、形态学、分类学等这种比较原始的学科。之前生物学方面的研究都是比较宏观的,但是近几年来,生物界呈现的一个普遍的规律就是分子化、物理化、数学化,导致很多研究生、博士生和一些研究所、实验室都大量招考或引进物理系、化学系、医学系的学生。生物系的学生于本科阶段花几年时间学习的传统生物学,这些物理系、化学系的学生只要半年就可以学会;而我们要学习他们已经学到的数学化、物理化的知识却需要花费三四年的时间。也就是说,我们生物系的学生在竞争中处于劣势。所以,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传统生物学在本科教育中应当如何发展?

另外,如今我国发表的论文数量越来越多,速度也越来越快。如今国内的科研,评价一个人或者一个实验室科研水平的高低主要是看他发表论文的数量和质量。仅从数量方面来说,由于传统生物学的研究性质,完成一个实验所需的时间很长,因而论文数量就不多。在与其他学科的竞争中,传统生物学首先在论文数量上就处于劣势。而如果只求论文数量,又无法保证其质量。对此您是如何看待的?传统生物学在这种两难的境地中该如何提高竞争力,进而发展自己?

饶毅:生物学的发展有模式的变化,这种模式的变化有着很明显的后遗症:中学和普通专业对生物学的教学方法。这在我看来都是错误的,因为它们是描述性的方法,而生物学的实质是思想概念。我在北大给一年级本科生开设生物学思想概论这门课程时,对于一些概念和思想的讲授,我都必须提取出来进行再解释,而不是直接讲结论、讲描述。事实上,我们国家和世界生物学的学科交集就值得改。“改”包括增加多种学科交叉。现在学科交叉的深度很大,比如数学和生物,现代数学在生物领域的应用就很深。生物学中有一项很简单的学科叫解剖学,对解剖学的深度认识需要极端深刻的数学做基础。比如说,大家对两个人的头脑进行对比,希望知道哪一对细胞是同样的细胞。这个事情是很难做的,因为每个人的头脑都有差别。这么多的细胞,哪一个跟哪一个相同也很难辨别。这就需要数学,用微分几何的方式把两个人的大脑分别表示出来,然后进行数字转换,再想办法找出同样的细胞。其实这种交叉仅仅是你没有想到的一个浅显的问题,但是在学科交叉方面它已经做很深。所以说,学科交叉是一项良性循环,我们在学习各自学科的同时,也应该多多学习其他的相关知识。

我提倡教学的个体化,但这对很多学生不适用,因为大家从小学到中学都是受同样的一套课程教育。两年前,我在北大向学校提出这种个体化教学,得到了学校的支持。我便向当时教授的本科生年级说,学校有原来的一套标准教育体制,但是现在我们也可以进行个体化教育,如果有人有这方面的意向,可以和我沟通,从而我来决定个体化教学的具体步骤。结果,只有一个同学来找我。今年开学时,我又一次向他们提到个体化教育,结果只有两个同学来找我。我希望以后个体化教学的人数不是以算数平均数增加,而是以几何平均数增加,如果那样我将会很欣慰了。大家应该通过不同的交集方案,得到统一的背景,最后交叉汇集成个人的特色,这样才有利于大家决定未来的方向。

传统生物学如何发展,这不是一个决定的问题,而是一个选择的问题。如果我发现了传统生物学的突破方向,那么我就会实行,而不是坐着和你谈。对我而言,我最感兴趣的就是我正在做的事情,但是每个人的兴趣是不同的,所以说,传统生物学怎么发展,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如果你的兴趣在此,那我就鼓励你去深入研究。

学生三:饶教授您好!我是医学院的一名学生。就在两周前我们上课时老师还提到过您,说您是我们最优秀的学长,我们都应该向您学习。当时我还在想,自己在学科领域要做到怎样的高度,才能见到您啊!没想到在两周后的今天,竟然就见到您了,所以我今天非常激动!

我了解到您以前是学临床医学的,我也是这个专业的学生。但现今在欧美国家不太重视临床研究,而更多的是病理、免疫方面的研究,因此我父母就很反对我去国外学习,而是希望我继续在国内学临床。我想问的是,在这方面您是如何选择的?父母对您的教育与您自己的选择之间是如何一致的?另外,如果不出国在国内考研究生,以北大为例,研究生的入学考试不仅要过初试,还要再过五关的复试,很难。希望您能在这方面给我一些建议。谢谢!

饶毅:父母往往是站在他们的角度上对你提出建议,这些建议只是参考性的,因为父母也不可能知道一个决定的最后结果,最后的选择还是要你自己来决定。我的孩子现在上大二,他经常会提出一些让我很惊讶的想法,我会向他提出一些建议,但绝不会去干涉他的决定。

他人的建议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作用。没有特色的人可以走大路,对有特色的人来说,走大路就等于自我埋没。比如考试,北大的学生都很擅长考试,但依然有一半以上的学生成绩低于平均分。很多事物对有些人合适,对有些人不合适。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没有特色,就只能随大流。但如果你觉得自己在某一方面有才能,就该去从事这个方面的工作,我相信只有这样,你的生活和事业才会走向正确的轨道。我不提倡大家去研究自己根本就不喜欢的东西,但当你确实需要对付这样一种情况时,最好一方面满足它,一方面再另外花时间去做一些自己认为重要的事情。再者,面对父母的建议与自己的选择相悖的情况,是选择让父母高兴,还是选择坚持自己,得视个人而定。或许现在令父母高兴的事情,正是将来令你不高兴、也使他们不高兴的事情。因此,你就需要拿出证据来说服父母,告诉他们什么才是最适合你的。所以选择出国还是考研,最终还是需要你自己去把握和决定。

至于考研的问题,你自己在这方面要有独到的见解,能做一些实验更好。面试只有一次,如果你有充足的知识储备,对相关文献了然于心,或者研读了许多尖端知识,能够使面试老师心服口服,那是很有竞争力的。能够发掘出自己的特色是最好的。多半人都有自己的特色,但是他们都没有对此进行发掘。所以,只要你有特色,只要你能发掘自己的特色,别人一定能够看见。希望您能够用心地去发掘!

学生四:饶教授您好!我是南昌大学医学院教育临床09级的学生。您2007年全职回国,是“海归”当中登峰造极的人物,而您对大学生素质和能力培养的重视,更是深入人心。我想问您两个问题:第一,作为一个医学学生、将来的医生,该如何定位自己在将来社会中的价值?第二,我个人认为,一个国家的文化会影响一个国民的精神和素质,比如美国的基督教、天主教。而当下中国的九零后很悲剧,没有经过改革开放的浪潮直接进入了社会转型阶段。那么面对九零后一定程度上的信仰迷失和道德缺失,您认为当下中国应当依靠什么事物或者文化作为学生做学问的原动力?是科学精神?还是其他什么呢?谢谢!

饶毅:在美国,临床医学现在已经很时髦。在中国,也有大量从事临床医学的工作人员,而且这项工作的回报率也很高。我认为,只要自己喜欢,自己认可这个职业的价值,就应该义无反顾去做。我个人不喜欢临床医学,但我的父亲是临床医生。我在上海读研究生时,有一次他来看望我,在公共汽车上,有人突然晕倒了,在我父亲的救助下,他醒了过来。而我当时戴着上海医学院的校徽却束手无策。所以,即使我对临床医学不感兴趣,它的价值并不因此消失。只要是自己认为有价值的,就好好去做!

对于九零后将来可以做什么,我认为,在中国,可以从事的行业有很多,并不是每个人都必须做到可以在社会呼风唤雨,各行各业都应该有人从事。你刚提到,九零后没有经过改革开放的浪潮而直接进入了社会转型阶段,这是一个劣势,但同时,也有利的方面。经过前代人的努力,九零后跨过了改革开放,后面仍有很多事情要完成。小到房地产改革或者经济推广,大到将来的社会结构和道德体系的建设。我着重强调道德体系建设。以前我们用孔孟之道教育人,而后来的马克思恩格斯理论在道德教育方面有所缺失。所以,将来中国的道德之路应该恢复到孔孟之道上来,而非宗教。宗教在根本上是与科学冲突的。如何建立一个完整的道德体系,是比以往任何改革都艰巨的事业。

此外,在经济文化领域,仍然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做。比如在文科领域,难道我们的理论永远是注解别人,翻译西方著作?经济领域,明知道我们的经济不能照搬美国,但所有人却都在等着照抄美国的经济权威,结果发现,美国金融不过是一群资本家在绑架全民。科学领域,中国引进科学已有一百多年,却依旧没有一个诺贝尔奖得主。日本从1949年至今,已获得十几项诺贝尔奖。我们的经济总量超过了日本,但科学上竟差了六十年。所以,从社会到人文、到科学,我们任重而道远。九零后所要做的,只会比以前多,不会比以前少。

主持人:感谢饶教授的解答,也谢谢现场朋友们的热情参与。科学精神是科学发展强大的动力,也是一个国家繁荣富强、一个民族进步必不可少的精神。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科学技术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科学发展的理念和发展的战略也不断地与时俱进。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的科学研究领域会更上一个台阶,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且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让我们将最热烈的掌声再次送给饶毅教授,感谢您百忙之中做客本期“前湖之风”周末讲坛。

今晚七点半,“前湖之风”姊妹篇“前湖之韵”周末音乐会将在艺术楼音乐厅如期举行,欢迎大家届时光临。最后,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六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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