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登录南昌大学 "前湖之风" 周末讲坛官方网站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联系我们  
   
  当前位置: 首页 >> 往期回顾
 
 
  主  题
鲁殿灵光 西江一流——八旬学者刘世南先生的问学之道
  主讲人 刘世南
  时  间 2010年11月27日(周六)上午9时
  地  点 南昌大学法学楼报告厅
分享到:
 
  讲座纲要

   

“前湖之风”周末讲坛第九十一期

主题:《鲁殿灵光 西江一流——八旬学者刘世南先生的问学之道》

主讲人:刘世南

时间:2010年11月27日(周六)上午9时

地点:南昌大学法学楼报告厅

嘉宾寄语:“做一个思想者”

鲁殿灵光  西江一流

                  ——八旬学者刘世南先生的问学之道

◎刘世南

 

主持人: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前湖之风”周末讲坛如期与大家见面了,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汤蓓,欢迎大家的到来!

《中庸》有云:“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学术之道贵在问学求真。为功名利禄而作之学,轻似鸿毛、流若浮云。唯有兢兢业业、踏踏实实,才能在学问上有所成就。而孔子有云“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学习不是一轻松简单的事情,一个“不厌”实在很难即使学生时期能做不一定一辈子坚持!那么到底何为问学?当代大学生应当具备怎样的问学态度?良好的问学态度在成功的人生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本期讲坛,主讲人将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为我们讲述问学的奥秘,让我们跟随主讲人走进学问的世界,一起探讨问学之道。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请出本期嘉宾——著名古典文学学者古籍整理专家刘世南先生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了刘老先生做客本期“前湖之风”周末讲坛。非常欢迎刘老先生的到来,下面请允许我对本期主讲嘉宾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刘世南,著名古典文学学者古籍整理专家,重大文献工程《豫章丛书》整理编委会首席学术顾问。刘先生1923年10月出生于江西省吉安市,自幼秉承庭训,精熟经史长期任教于中学“文革”后任教于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先生是江西读书人的楷模,备受省内学界推崇,在国内学术界也有很高的声誉。马一浮、王泗原、马叙伦、钱钟书、吕叔湘、朱东润、程千帆等学者都与刘老有论学或诗作信函往来。这些大家中,他最为感激的是钱钟书先生。钱先生曾主动向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推荐了他。

先生88高龄,依然每天出入图书馆,沉浸于读书之乐。另外,刘先生不仅学问高深,还有一颗年轻的心,现在每天还坚持学习、使用英语,甚至还用英语写日记。

先生的著作有《在学术殿堂外》(2003年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清文选》(与刘松来教授合作,人民文学出版社)、《大螺居诗存》(2004年天马出版有限公司出版)。而代表作《清诗流派史》更是一版再版(1995年台北文津出版公司出版繁体竖排本、200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简体横排本),被学界论定为“一部体大思精的断代诗歌史”。接下来,让我们与刘老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主题——《鲁殿灵光 西江一流——八旬学者刘世南先生的问学之道》掌声有请刘老先生!

刘世南:同学们好!我今天的讲座,主要有两项内容。在此之前,我先谈谈我对现今“国学热”的思考。近几年,全国各地都掀起了“国学热”,这股热潮持续至今。而我一贯反对“国学热”,更反对儿童读经。在我最近出版的《大螺居诗存》中,有一篇文章便专门谈论这个问题。有人说:“您一辈子研究国学,却又反对‘国学热’,究竟是为什么?”我说:“为了国家、为了人民、为了中华民族、为了我们的传统文化、为了中国走向现代化,我要反对‘国学热’,反对儿童读经。”在今年第11期的《读书》杂志中,有一篇专门谈论“国学热”的文章,作者是雷颐。同学们如果有兴趣,不妨找那篇文章来读一读,就可以更好地理解我为什么反对“国学热”。

清朝乾隆年间,有位学者名叫汪中,字容甫。他功名不高,只是个贡生,比举人级别低,比秀才级别高。在清朝那个重视功名的时代,贡生在学术界是毫无地位可言的。但汪中不同,他在扬州大名鼎鼎,学术界的人都对他毕恭毕敬。因为他虽然功名不高,学问却很大。只不过,这人有个缺点——过于狂妄。我是反对“狂”的,在北大中文系讲学时,我就专门谈到对学者“狂”、文人“狂”的反对。文人“狂”似乎已经成为一种传统,然而我认为,“文人相轻”实际上是最要不得的。

刚才主持人介绍我时,谈到了钱钟书先生。我很感激钱先生。我第一次给他去信时,他不仅及时给予回信,而且信回得很长——这已经使人非常感动了;尤其令我感动的是,我从他的第二封回信中得知,在收到我的第一封信之后,钱先生便立刻向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领导推荐了我,同时还向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领导推荐了我。在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知遇之恩,终生不忘。知音难觅,钱先生对我有知遇之恩,我尊敬并且感谢他。但是,我对钱先生也有不满之处——他和汪中一样,太“狂”。所以我在谈反对学者“狂”时也对钱先生做了批评,虽然他已去世了。我为什么批评有恩于我的钱先生呢?因为“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所以,我们看任何问题都应该跳出个人的圈子。

汪中则更“狂”。钱先生取字“默存”,大意是尽量沉默以保存自己,而汪中在这一点上更缺乏理智。汪中经常公开说,在扬州地区,包括他自己在内只有三个半人读书读通了。据说,有位姓刘的举人跑去问他:“汪先生,您看我读书读得怎么样,算不算读通了?”汪中大声回答:“你不在不通之列。”刘举人大喜过望:不在不通之列,那应该就是“通了”。孰料,汪中又慢慢补一句:“你回去再苦读二三十年,也许勉强可达‘不通’的地步。你现在连‘不通’都达不到,还谈什么‘通’呢?”这是个有名的笑话,原文出自洪亮吉的文集,《四库全书》《四库备要》也有记载。

 

一、我对《论语》三句话的解读

 

虽然我读了一辈子书,但离“不通”也还远得很。现在请各位同学听我谈谈《论语》,再拿我的见解与其他国学学者的观点作个比较,看看我的“不通是什么样子,他们的“通又是什么样子。

论语第一章是《学而》,《学而》第一段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我将解释下这三句话。

(一)“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1、什么叫“学”?大家天天都在学,但儒家所谓的“学”,和我们现在所谓的“学”有着根本的不同。哪里不同?不在于教材,也不在于学习方法,而在于精神。儒家强调“践履”,“践履”即指实践。其基本精神在于强调实践,而不是空谈,更不是知行分离。但是人们往往学一套做一套,口口声声说“为人民服务”,实际上是“为人民币服务”;口口声声说要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实际上,能否真正按照马克思、列宁的理论去实践,实践到什么程度,都还要打个问号。这种“学”与儒家理论中的“学”完全相反,儒家强调“践履”,强调“知”就一定要“行”,不“行”则不算“知”,即“知行合一

2、“学什么?儒家认为,应学“道”,即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从现在来讲,也包括孔子之道,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具体的教材则是众所周知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此为其一;其二即儒学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这二者都是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孔子进行教育的内容,与现代教学有类似之处,但具体细节仍存在差异。《述而》篇载:“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另外,又有孔门四科:德行、政事、言语、文学。但是,近代曾国藩在原有的三种学术门类即“义理”、“考据”、“辞章”之外加上一门“经济”,将儒学一分为四。所谓“义理”,即宋学;“考据”,即汉学;“辞章”,即显学以及唐宋古文。

曾国藩还认为,儒学四门与孔门四科是相对应的。他指出,后人所说的宋学“义理”,即指四科中的“德行”;汉学“考据”即指四科中的“文学”。传统看法认为,文学是指“经史子集”里的集部,具体点说是指集部中的诗词歌赋或者诗文。“文学”怎么会对应汉学“考据”呢?这是我们容易误解的地方。孔子时期的“文学”,与现当代的“文学”涵义不同,它也不是指西方的诗歌、散文、戏剧等,而是指文物、典章、制度。所以,曾国藩把孔门的“文学”与汉学的“考据”对应起来的观点是正确的。另外,曾国藩认为,古代的“辞章”即指四科中的“言语”,也指现今的“文学”;而曾国藩所说的“经济”即指四科中的“政事”。

3、何谓“时习之”?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学”,而且要经常“习”。“习”原意是母鸟带小鸟学飞的过程,而孔子说的“学而时习之”则指,在学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后,我们应该不断地去实践它,这与我们所理解的“温习”意义不同。就现代意义而言,大学里清晨读外语的同学都是在“习”,但是孔子所谓的“习”,并不是指学生时常温习上课所学习的内容,而是指在学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学了六艺之后,要去实行、实践,付诸行动,用来修身、齐家,有机会则用来治国、平天下。这才是“学”与“习”的真正内涵。

4、“不亦说乎?”又是什么意思呢?孔子是指,“这不也是非常快乐的事吗?”为何快乐?因为学了之后就付诸实践,实践以后人就会觉得非常快乐。儒家的“快乐”不同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快乐”。众所周知,孔子最得意的学生是颜渊。颜渊留给我们最深的印象是,“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孔子说:“贤哉,回也!”孔子还问过子贡:“女与回也孰愈?”子贡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孔子回答说:“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意思就是“不但你不如他,我跟你一样都不如颜渊啊!”连孔子都说自己不如颜渊。颜渊的生存状态是“箪食、瓢饮、居陋巷”,然而,他的精神状态却是“不改其乐”。

宋朝时期,程颐、程颢、朱熹等人,曾经就一个大问题进行过讨论,即“孔颜乐处”究竟是指什么?孔子、颜渊,他们的“乐”到底是什么?我认为,孔、颜之“乐”就乐在能够“学而时习之”。学到了尧舜之道,并能够实行尧舜之道。如何实行?得位则治国、平天下,不得位则修身、齐家。孔、颜二人是真正这样实行的,所以他们快乐,即便物质生活仍“不堪其忧”,但是精神生活却能“不改其乐”。

(二)“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1、何谓“朋”?汉语越往后发展就越加复杂。“朋”由原来的单音逐渐演变成后来的多音——最起码是双音缀。我们现在只知道“朋友”,开口就是朋友,随意称呼。而东汉郑玄在注解《论语》时说,在孔子时期,“同门曰朋,同志曰友”,即同学之间方可称之为“朋”,师生之间只能称之为“友”。懂得这一道理,就能理解“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一句话了。

现在,分别很久的老同学们常会组织周年聚会,自以为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其实此“乐”与古之“乐”不尽相同。前不久,我受邀参加我的学生们组织的二十五周年聚会。聚会上,学生们所谈的内容无非是自己近年的发展,比如做官的步步高升,做生意的生意兴隆——自然,他们绝对不会谈及自己贪污腐败的丑事——这也就说明,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朋友相聚之“乐”,与孔子时代的“乐”已经截然不同。

至于贪污腐败,孔子及其弟子是绝对不会有如此行径的,即使有,他们也会光明正大地说出来。“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试问,今日之人谁还有如此胆量?孔子曾至魏国拜见南子,弟子子路极其不悦,认为南子只是一个不知修检的淫荡女子,孔子不应该前去拜见。由此可见,他们师生之间是允许坦率地相互批评的。过去毛泽东提倡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现如今却流行着“表扬与相互表扬”,真可谓是“人心不古”。所以,“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可理解为,老同学分别很久之后见面,相互交流各自学问的增长与知识体会的增多,是“不亦乐乎”的。

2、“同门之乐”与“攻乎异端”。这两点在“百家争鸣”时期得到很充分的体现。当时各家同门之间非常地团结、亲近和友爱,而意见相左、不同门者则互称异端,视若仇雠,水火不容。所以孟子有言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子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再如冉有曾为季孙门臣,帮助季孙利用苛捐杂税聚敛农奴之财,孔子闻此极为愤怒。他认为“苛政猛于虎”(倘若孔子能看到今日诸多因拆迁而自焚的事件,恐怕就不仅仅只是感慨“苛政猛于虎”了),学生冉有竟然助纣为虐!因此孔子对学生们发出号召:“求也,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曹刿论战》中写“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古代“鸣鼓”意指“进攻”,可以看出,这时候孔子已然把冉有当作敌人看待了。

从孟子对杨墨、孔子对冉有的态度中可以看出,春秋时期,诸子对于持不同政见者皆是抱着敌对的态度。庄子《天下篇》中说:“诸子皆欲以其术易天下。”诸子胸怀政治见解而游说诸侯,都希望能治国平天下。孔子游说诸国,也正是为了使自己的政见得以实施,因而与不同政见者水火不容,“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从汉朝刘缜直至今日李泽厚等人,对于孔子这句话的解释一直都是莫衷一是,不知该作何解。其实,“异端”即是指持不同政见者,在孔孟看来,墨家、道家、法家等都是异端。孔子之言“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即是号召其门徒对于“非我族类”加以批判,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把他们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3、“无友不如己者”。古时“同志曰友”,也可依据孔子的另一句话来加以分析和理解,即“无友不如己者”。从古至今人们对这句话的理解也是莫衷一是,现在还有人写文章说“其言不通”。其实,不是孔子之言“不通”,而是这样说的人自己没能真正理解孔子之言。他们认为,不与比不上自己的人交朋友,那么任何人都将会没有朋友。因为当我们拒绝与比不上我们的人交朋友的同时,我们比不上的人也在拒绝和我们交朋友。但是,人与人之间是无法进行量化比较的,这也就无所谓比得上、比不上自己。

说到量化,现今很多科研成果都是可以被“量化”的。只问数量不问质量,导致现在许多博导、教授、院士纷纷剽窃、炮制论文。这其实也是文化垃圾、文化泡沫在我们中华大地泛滥的原因。我希望在座的同学们做论文时切忌在网上东拼西凑,肆意剽窃。我六七岁时读朱熹作的《小学》,其中有一句话令我印象深刻:毋勦说,毋雷同”。“勦说”就是剽窃,即假说。因此我从小就懂得不可以剽窃、甚至不可以雷同的道理。清代著名学者顾炎武这点做得很好,他著述《日知录》时,写的每一句话都是自己的心得体会。并且如果发现某一条心得体会是古人已经说过的,他立刻删掉。不仅不剽窃古人,而且雷同也不能要,这才叫真正的学者!

“无友不如己者”真正的意思是,不与志不同道不合的人交朋友。孔子说过:“道不同不相为谋”。像金正日、金正银这样世袭往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是不可能和资产阶级的领袖交朋友的,因为彼此志向不同。所以孔子说“不如己者”,何谈“其言不通”,真正“不通”的是我们现在某些所谓的“学者”。

4、“朋”与“凤”。为什么要把“有朋自远方来”中的“朋”解释为“同学”呢?《说文解字》说,“朋”字是“凤”字的象形字。凤的声母是“f”音,古代叫做“轻唇音”,现在叫做“唇齿音”(上齿跟下唇相磨切而发出“f”音)。但是清代的大学者钱大昕说过:“古无轻唇音”,即古代没有唇齿音,而只有双唇音。所以“fèng”在古代念“péng”——“朋友”的“朋”。

庄子《逍遥游》中“大鹏鸟”的“鹏”就是“凤凰”的“凤”,而“凤”在《论语》中也有提及。有一个“楚狂”(楚在古代包括湖北,后来也包括湖南),即湖北的一个狂人,他曾经批评孔子说:“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这里他把孔子比作“凤”。

《庄子》里面同样也有把孔子比作“凤”的内容。这是为什么?因为凤是百鸟之王,凤一飞起,“百鸟皆从之”。所以现在我们还保留了词语 “师从”,这个“从”即源于“凤飞,则百鸟从之”中的“从”。孔子是“凤”,他的三千弟子如“百鸟”般跟随他。

后来形成一个新的名词叫“朋党”。但是孔子在当时认为,“朋”,可以;“党”,不行。因此《论语》里有一句话叫做“君子群而不党”。《说文解字》里对“党”的解释是:“党,痣也。”“党”和“痣”的古音完全相同。古时没有“zh”音,只有“d”音。所以“痣”读“dè”,比如吉安、南昌等地的方言中“同志”的发音是“tóngdè”,即“痣”和“党”的声母都是“d”。孔子说“群而不党”,他认为“群”即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是可以的;但是决不“党同伐异”。而实际上,他攻乎异端,正是党同伐异。 

(三)“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中的“人”并不是指我们一般的平民百姓,而专指诸侯、卿大夫等掌权贵族。孔子认为能够做到“人不知而不愠”的是君子,即使不被诸侯、卿大夫等“人”所了解,也不愠怒,也不抱怨,这是君子的作为。孔子自己做到了这一点,他的三千弟子基本上也能够做到,但是儒家的后人却难以做到。

儒家先有原始儒学,后有“新儒学”。从“原始儒学”到“新儒学”大概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董仲舒为代表;第二个阶段以程朱为代表;第三代“新儒家”、“新儒学”的代表即为梁漱溟冯友兰等人。

董仲舒是第一代儒家代表,可是他却做不到“人不知而不愠”。他曾经作了一篇《士不遇赋》。“士不遇”的意思是“人不知”。人不知我,他竟然洋洋洒洒作赋,可见他因“人不知”而“愠”,这便违背了孔子的君子标准。陶渊明本是个最恬淡的人,真正做到了诸葛亮《诫子书》中说到的“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可是他也作了一篇《士不遇赋》。可见后来的儒生远远达不到原始儒家、原始儒学的这种要求。

孔子做得到,但他仍不如颜渊。颜渊彻底地做到了“人不知而不愠”,而孔子却还不够彻底,所以他才会说“吾岂匏瓜也哉?焉能而不”。所以“阳货欲见孔子”“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阳货正是知道孔子急于出仕,所以才会发出邀请:“你来我这里吧,来我这里一定能得到功名。”因此,孔子不算完全脱俗,不算完全做到“人不知而不愠”。但是颜渊做到了,曾子曾赞美颜渊:“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后代注解的人认为,曾子讲的“吾友”即指颜渊。颜渊的确了不起,他真正做到了淡泊宁静、自得其乐,是真正的安贫乐道。

我关于《论语》的前三句的解释,与其他国学学者的观点相比可能“未入流”。但我凭借自己的理解,认为应是如此,因为这样才更符合原始儒学的精神。

 

二、我对孔子三句话的实践

 

(一)不以学术寻利禄

 

在讲我的第二项内容之前,我想先跟大家讲讲我的经历。

1、少时练就童子功

在给北大文学系研究生做演讲时,有位同学问我:“您为什么会对这些经典如此熟悉?它们好像都已经化作您的骨肉了。”我当时回答说:“对,它们确已化为我的骨肉。因为我不仅仅是嘴上说,更是这样躬身实行的。”

我之所以如此熟稔经典古籍,是因为我有“童子功”,而这也正是你们所缺少的。我曾带过几批研究生,也给他们陈述过这个观点,我告诉他们说:“我没有办法教授你们,我教授的东西不是我真正想教的,而我真正想教给你们的东西却没有办法教授。因为你们没有‘童子功’。”

从发蒙到高小毕业,整整12年的时间里我天天背诵古书,期间一直是由我父亲教导。我没有念过一天私塾,也没有师从任何一位先生。我的父亲是清朝的秀才,远远比不上贡生汪中。做儿子的绝对不能非议自己的尊长,这是儒家的教诲,所以我也绝对不敢信口雌黄地谈论我的父亲。我只能说,如果不是我的父亲教导我读古书,如果没有年幼时积累的那份“童子功”,我也不会有今天的成就。

2、高中生、副教授

北师大启功先生的墓志铭里有这么一句话:“高中生、副教授。”我觉得我也可以借用这句话作为自己将来的墓志铭。我的确就是“高中生、副教授”:我只读了高一,高二高三都没读;至于称为“副教授”,倒不是因为我没有学术成果,而是因为我一直坚持——不以学术寻利禄。

我可以大言不惭地说,至今为止,我出版的书有10本左右,在台湾出版了3本,但其中一部分书籍不能完全代表我的学术观点,更不能反应我的学术水平。我认为只有《清诗流派史》《在学术殿堂外》和《大螺居诗存》这三本书能够反映我的学术水平,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著作。坦率地讲,这三本书都体现了我对民主宪政、民主政治的思索与追求,反映了我彻底反对封建王权的思想与心态。

3、著书不为稻粱谋

我写《清诗流派史》,是为了分析清代士大夫在皇权专制高压下的心态,分清他们是拥护派,反对派,还是逃避派?当然,其间可能还存在其他的流派。我通过大量分析清代诗作而写成《清诗流派史》,其目的不是“为清诗而清诗”,而是为民主宪政与民主政治而作,这就是我做学问的精髓。(掌声)

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呼应,我说过知己难求,你们的掌声便是对我的知遇之情。我不像在座的年轻人一样,有机会、有时间、有条件天天上网,我从未享受过网络带来的乐趣,我获得信息的方式就是天天看各种报纸、杂志,更多的是从现实生活中去了解世界。

龚自珍有句诗:“著书都为稻粱谋”。而我说,“著书不为稻粱谋”。现在很多人著书的确也只是为“稻粱谋”,但是我绝对不是。与颜渊的“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相比,我的现实条件要好得多。我对自己现在的物质生活非常满足,而我最关心的是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我们的人民究竟会怎么样?

 

(二)我用自己的生命去实践孔子的三句话

 

接下来,我将谈谈第二项内容:我是如何实践孔子那三句话的。

孔子“圣之时者也”。何为“圣之时者”?即圣人中能适应时势发展的人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与时俱进”,这在古书中称为“与时偕行”。倘若在今天,相信孔子也一定会追随民主,追随宪政。而在当时,他只能讲求当时的思想。

孔子的思想体系,我认为精神可取,实质不可取。若当下仍有人尊崇他的思想理论,只能四个字来形容,“非愚则误”,不是愚笨就是别有用心。经历了五四时期鲁迅、胡适“打倒孔家店”的呐喊,今天仍要将那一套旧思想的亡灵召唤回来,在我看来是毫无必要的。我今年已88岁,就我所经历的现实、所学到的知识来讲,我不相信孔孟之道可以救中国。毫无疑问,我认为只有民主和科学才能救中国,才可以使中国有前途。

以下,是我对孔子的三句话的亲身实践。

1、 学而时习之

我“学而时习之”,并且感到快乐。我这一辈子没有哪天不看书,既看古书也看今书。我已经学会了把“古书变今书”。我把古书中学到的知识转化成我追求和研究民主与科学的原始资料,难道这不是化糟粕为精华,化腐朽为神奇,古为今用吗?这就是我所谓的“学而时习之”。

2、有朋自远方来

我的“朋”囊括古今中外。现在的“朋”,诸如苏州大学的朱栋霖、中国社科院社会研究所的王毅以及吴思等人都是我的朋友,他们追随民主,追随宪政,与我志同道合。和这些朋友交换意见,着实让我“不亦说乎”。

古代的“朋”,我佩服顾炎武。他对封建社会中“亡国”与“亡天下”作了严格的分:“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这里所说的“亡国”指的是改朝换代,是一个封建统治集团代替另一个封建统治集团的问题;而“亡天下”则是指民族、文化的沦亡,是关系到整个民族命运的大问题。这段话被梁启超简化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其实已经改变了原意。

顾炎武是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的,而我崇拜他不在于他学识渊博,而在于他这种独到的见解和思想。就我自身而言,我不崇拜一般的学者,而崇拜有思想的学者。一般的学者,如王国维、顾颉刚、钱穆,我也尊敬,但我不崇拜。汪中为什么值得我崇拜?因为他不仅是大学者,还是一个有思想的大学者。在他所处的时代,他敢说墨子和孔子是平等的,墨子反对孔子是应该的,当然孔子也可以反对墨子。正因为这几句话,当时有个姓温的大官员,认为他触犯孔子,犯了大罪,要求朝廷将他革除冠服,取消其贡生功名。这就是汪中,一个有思想的学者。

我最尊敬、最崇拜的人是鲁迅。现在有不少人在骂他,说他是“鲁祸”,实际上这是无知的。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分析是非常深刻的,如果没有他的分析,我们不会知道该怎样尽快地提高国民的人文素质、民主素质;没有他关于国民性的透彻思考,而随便进行民主政治,就可能会造成卢梭最反对的“暴民政治”,会造成苏格拉底被暴民处死这类的悲剧。所以,鲁迅是伟大的!另外,我崇拜顾准,在我看来,即使因为这种崇拜而遭到任何打击,都将是我最大的光荣!

3、人不知而不愠

 “人不知而不愠”,我从来不因为我自己仅仅是高中生、副教授而自卑,更不会因此而“愠”。原因何在?原文化厅厅长、现为江西师大党委书记的郑光荣在写给我的一封信中提到:“假如我们师大文学院多几个刘世南这样的老师,那我们申请博士点还有困难吗?”可见在他心里,我虽然只是个副教授,但大概早已有资格当博导了。现江西师大的傅修延校长对我也有类似的评价。他说,虽然刘世南教授退休前只是个副教授,可在大家心目中,他比我们这些教授的地位还高。他曾多次邀请我到他家做客,并把他的日记拿给我看,他认为我与黄秋园一样,即使生前没有得到很多人的了解,但是身后一定会得到大家的肯定。

钱钟书先生在他的著作《石语》中提到他与陈衍(即陈石遗)老先生的谈话,目的是引用陈老先生的话来提升自己,后来钱先生得到人们的认识和普遍赞誉,自然不需要靠他人的名气提升自己。我也如此,虽然我之前提到了郑光荣书记和傅修延校长,但绝非想通过他们来抬高自己。我可以自信地说,我并不需要靠任何人的名气来提升自己,因为我真正做到了“人不知而不愠”。即使人不“知”我,我也不会因此而“愠”,反而觉得“光荣”,因为有些人是不值得让他去“知”的。

我身边有一位先生,为了评上教授职称,千方百计地阿谀奉承,以至于精疲力竭。我给予他诚恳的建议,劝他不要在这方面劳心伤神。而他不但不听,反而批评我是弱者。他采取请客送礼种种手段,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可是从此之后,其他同事都认为他是卑鄙之人,不愿与他交往。因此,虽然评上了职称,他却一直闷闷不乐。事实上,这反应了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一种争强好胜、随波逐流的心态。而我认为,功名和地位都是不必强求的。

最后我想给大家两句忠告。

第一,无论是做人还是做学问,都要“尽其在我,而绝不仰求于人”。我们要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拼命地学习、努力地做学问,来不断提高自己,而不是追求功名利禄等身外之物。靠卑躬屈膝而获得的地位是没有任何价值的,一定要保持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

第二,尽主观努力能够做得到的事,都要尽力去做;非主观努力能够做得到的事,便不必强求。这也是我做人、做学问的一个原则、一个标准、一个底线。

这两句话奉送给各位。我的讲座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现场互动

主持人:非常感谢刘老先生为我们精心准备的这场讲座。刘老先生是我们前湖之风周末讲坛开坛至今邀请到的最年长的嘉宾。今天我们非常有幸能亲身聆听刘老先生的问学之道,相信现场的每一位同学都受益匪浅。下面就是我们的互动环节,请大家踊跃地举手提问,与刘老先生进行探讨。

学生一:刘老先生您好!我是一位理工科的学生,非常感谢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关于问学之道的讲座,您的问学之道让我受益匪浅。这里我有两个疑惑,希望您能帮我解答一下:

第一,作为一名理工科学生,如何才能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并将之传承下去?关于这方面您能给我们提一些什么好的建议吗?

第二,作为一名理工科的学生,大学期间从来没有接触到关于国学方面的教育,感觉自己在国学学习方面已经有所贻误。所以我想借此机会,请刘老先生向我们现代的高校提出一点建议,呼吁学校设立一些课程,让广大的理工科的学生们也能接受到国学方面的教育。谢谢!

刘世南:关于理工科的学生应该如何从传统文化中吸取养分这个问题,我建议大家记住《论语》中一些最值得我们汲取的精华。

比如“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也,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我认为这是“孔孟之道”即儒家学说中最精华的部分。文天祥、史可法等民族英雄,都以此为行为标准。

首先,所谓“士”,简单地说,就是知识分子。“士不可以不弘毅”,即知识分子不可以不做到“弘毅”二字。“弘”,即大,胸怀宽广;“毅”,即坚毅。“任重而道远,意思是责任重大,且道路非常遥远。

其次,“任”即责任,要把“仁”当成自己的责任;“不亦重乎”,意思是这样的责任不是很重大吗?所谓“仁”,就是“爱人”。《论语》有云:“仁者爱人”。“爱人”就是爱人民的意思。唐朝时为了避唐太宗李世民之讳,就把“民”字改成了“人”字,所以“人”在这里其实是指“民”。大家可以将“仁者爱人”理解为“仁者爱民”。

《论语》里也提到了“仁民爱物”。“仁”就是“爱”的意思,但是“爱”有两种,一种是“姑息之爱”,一种是“长远之爱”。《礼记》有云:“君子爱人以德,小人爱人以姑息”。所以对待人民,不但要保护大家眼前的利益,而且应顾及长远利益,并且要做到“仁以为己任”。文天祥、史可法等民族英雄,敢于反抗外族(当时蒙古和满族不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都还属于外族)的入侵,就是做到了“仁以为己任”。正如顾炎武所说,没有文天祥和史可法,中华民族就没有正气,就会亡天下。顾炎武所言“亡天下”,主要是指精神方面,而不指国家实体方面。

认为,不管农、医、工科还是其它非人文社科类专业,我们都应该吸收《论语》中的精华,以文天祥、史可法、顾准为榜样,心系中华民族。鲁迅先生有一首小诗《自题小像》,诗语:“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这首诗便表明了他一心为民族苍生的大志。我们要努力学习传统文化,并将发扬光大是,这并不意味着要穷尽经书子集,我们只需取其精华。

关于第二个问题,我实在是人微言轻,不敢妄言。不过,将来有机会,我一定会向校领导反映你的建议。在这里,我向同学们推荐一些有益于提高传统文化素养的读物。无论将来大家是工作还是读研,不妨看看这些书报,即使不研究国学、传统文化,也可权当增加生活养料。

我常看的杂志有《炎黄春秋》《同舟共济》(《同舟共济》是广东省省政协的机关刊物,但内容十分尖锐开放)《随笔》(广州刊物)、《书屋》(湖南刊物)、《读书》(北京刊物,先前由汪晖先生主编,后换了主编我对汪晖先生有些个人看法,不是他被王彬彬先生指责剽窃的缘故,而是自我得知汪晖先生是新左派的代表人物伊始《博览群书》(比起先前提及的杂志,这本杂志的文风较为温和,不过有些文章很值得一读)。再来说说我看的报纸,我主要看两报纸是《南方周末》,一份是《中国青年报》(主要看它的《冰点周刊》)。除这两份报纸外,我偶尔也会看《羊城晚报》,主要关注学术教育方面的文章。《羊城晚报》最近有一期关于刘道玉的人物报道,很不错,希望同学们有时间可以看看。刘道玉是武汉大学校长,他比我小十岁,可现在身体状况很糟糕,右耳完全失聪,右手已经无法写字。

在其地方讲学,演讲结束的时候总有人问我:“八十多岁,看起来精神矍铄,想必养生”其实我养生无道,我既不讲究营养,也不吃补品,更不锻炼如果说真要有道,就是心态比较好吧。所以我告诫大家,千万不要热衷功名富贵热衷功名富贵,便难以健康长寿,即使长寿不健康长寿而不健康情况更加糟糕。之前讲“人不知而不愠”,实际上,如果真有水平,定然有人“知”你。像我这样仅有一点水平,郑光荣书记和傅修延校长且能看重我。如果你有高的水平,何愁他人不知?所以不要计较功名把心放宽放闲,你若真能做到诸葛亮说的淡泊明志”,定能健康长寿。

可能有人会说你只读了高一,没进过大学,估计学问不怎么样。”当年钱钟书先生在清华大学学外国文学,并不是因为在《管锥篇》《谈艺录》里引用了大量外文而成就了他文化昆仑”的地位反倒是他深厚国学造诣使他成为文化昆仑”。虽然他也曾出国留学,但和陈寅恪一样,并没有获博士学位所以我希望你们懂得这样一个道理大学的确有很好的师资力量、发展平台,但像钱钟书陈寅恪这样真正的大师不是老师教出来的,是靠自学成才希望你们铭记这一点。清华里和钱钟书同班同学有几十,可是出了几个钱钟书这是自能力方面的差异所决定的。不过,钱钟书有他得天独厚的一些因素首先他有身为古文学家父亲钱基博的熏陶,其次他开明校长罗家伦的知遇虽然他数学只考十五分,清华大学仍然录取他。现在很少有这样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好校长了

学生二有很多老师上课时跟学生提到陈寅恪,叹息他晚年的悲惨遭遇,叹服他一生所散发的人格魅力。他追求“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和您的追求是相通的。您怎么看待陈寅恪?他值得您和大家去崇拜吗?

刘世南:我先讲一讲陈寅恪名字中“恪”字的读音,到底是读“kè”还是读“què”。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报纸上也曾有文章谈到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比如“的确”、“确实”中的“确”字,在标准普通话中的发音是“què”,而江西方言的发音却是“kè”。而陈寅恪先生是江西修水人,自然处在江西方言的环境中,所以我们很容易就能推断出他名字中“恪”的读音应该是“kè”。

我尊敬钱先生,也尊敬陈先生。但是不能说我崇拜陈先生。陈先生和钱先生一样,不希望大家崇拜他。之前很多人想建立“钱学”,却遭到了钱先生的极力反对。究其原因,他只说不值得。钱先生说:“一门学问做成‘显学’,就会变成‘官学’,就会被利用。”这句话很深刻。同样,陈寅恪先生值得我们尊敬的地方,不仅是他的学问,还有他的人格魅力。当年郭沫若邀请陈先生任社科院史学研究所所长,陈先生出人意料地提出了两个条件:不学马列;不学政治。单凭这两句话,陈先生当时就会被打成右派。而他为什么没有被打成右派?我曾阅读过的一份资料上是这样记载的:解放前毛泽东去莫斯科时,斯大林曾特意向他询问陈寅恪的近况,因此毛泽东从莫斯科回国后立刻就派人打听陈先生的情况。也许正是斯大林的询问,才使得陈先生在反右斗争中幸免于难。

陈先生晚年的悲惨遭遇源于“文革”。在“文革”之前,陈先生也受到过一些批判,但人身安全一直都有保障。而在“文革”时,“红卫兵”、“造反派”对陈先生很不客气,更不在意他是一位国际知名的甚至斯大林都问候过的大学者。所以陈先生吃了不少苦头,甚至被“红卫兵”批斗到小便失禁的地步。或许有人会问,他强调“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怎么会小便失禁呢?很简单,这只是作为人的一种生理状态,是不能取代其精神状态的。痛是生理上的,而陈先生精神上仍是不屈的。所以对陈寅恪先生,虽然谈不上崇拜,但是我很尊敬他。

学生三刘老先生您好!您在讲座中提到反对“国学热”,反对儿童读经,那您怎么看待自己在少年时练就的“童子功”对您今后在求学之路上所取得的成就的帮助?

刘世南这个问题问得很妙,有种“以己之矛,攻己之盾”或者“以己之道,还施彼身”的意味。这让我联系到,五四之后有人批评鲁迅,说鲁迅写文章疾呼不该读线装书,但实际上他自己却读了很多线装书。对我来说,少年时练就的“童子功”与我在求学之路上所取得的成就之间是没有矛盾的,我能够自圆其说。我读了一辈子古书,但是我是在经受了民主与科学的教育熏陶之后,再去研读古书的,所以我真正做到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论语》中就有几句话是糟粕。如“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这句话强调的是儒家提倡的“孝弟”思想,儿子对父母为“孝”,弟弟对兄长的尊敬为“弟”。做到了“孝弟”的人,就不会犯上。正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齐家”的时候能够孝顺父母、能够敬兄长的人,就是“齐家”的典范,是谓君子。这句话没有提到“忠”字,但是却包含了“忠君”的思想。因为一个做不到“孝弟”的人,就会“犯上作乱”,会对君不“忠”,这是大逆不道的。

现在提倡“国学热”,儿童不仅要读《论语》,还要读《弟子规》、《列女传》……多数提倡儿童读经的人,其实是希望儿童从小就循规蹈矩、逆来顺受,不敢犯上作乱。正像鲁迅说的,“把儿童变成小老人”,甚至“把人变成鬼”。还有的人深受这些经书的影响,提倡人们要安贫乐道,对贪污腐败现象和人民的弱势地位都保持平静的心态。我认为,这其实是出卖人民的行为。我强调,对于功名利禄我们要保持平和的心态,不能一味地追求功利富贵,但是我们也不能一味地逆来顺受。因此,我反对“国学热”和儿童读经。我提倡大家在学习国学时能够“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主持人:感谢刘老先生的精彩解答,也谢谢现场朋友们积极参与。大家可以登陆“前湖之风”周末讲坛主题网站,在线与嘉宾进行交流和留言。让我们再一次将掌声送给刘老先生。刘老先生是古典文学研究方面的杰出者,传道、授业、解惑,他有着强烈的责任感。与他交谈既是一种享受,更是一次胜读十年书的收获。两个小时的讲座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我们犹如经历了一次思想的洗礼,在感叹刘老先生渊博知识的同时,无不被他那对真理的执着、对青年的关心、对现实的批判、对知己的感恩所感动。感谢刘老先生做客本期“前湖之风”周末讲坛。

今晚7:30,“前湖之风”姊妹篇“前湖之韵”周末音乐会——南昌爱乐乐团铜管五重奏团音乐会,将在艺术楼音乐厅如期举行,欢迎大家届时聆听。我们下周六再会。

 

 
 心得稿
 
 
 

 

 

 

 

 
 
 
 
南昌大学党委宣传部   版权所有
南昌大学“前湖之风”周末讲坛联络处
Coypright ? 2015 Nanchang University. All Rights Reserved.
扫一扫
前湖之风
公众帐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