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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题
我眼中的明朝和清朝——明朝百年启示录
  主讲人 方志远
  时  间 2011年04月09日(周六)上午9时
  地  点 前湖校区法学楼报告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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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座纲要

   

“前湖之风”周末讲坛第九十八期

主  题:《我眼中的明朝和清朝——明朝百年启示录》

主讲人:方志远

时  间:2011年04月09日(周六)上午9时

地  点:前湖校区法学楼报告厅

嘉宾寄语:“前湖之风,越吹越劲”

我眼中的明朝和清朝——明朝百年启示录

◎方志远

(录音整理稿)

主持人:尊敬的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本期“前湖之风”周末讲坛,我是主持人方佳康。

明朝上承元朝、下启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族建立的封建王朝。明朝初年国力强盛,洪武之治、永乐盛世、仁宣之治接踵而至,一派盛世景象。正如明末传教士利玛窦所描述的:“这里物质生产极大丰富,无所不有,糖比欧洲白,布比欧洲精美……人们衣饰华美,风度翩翩,百姓精神愉快,彬彬有礼,谈吐文雅。”那么,这样一个王朝,是如何一步步地强大,又一步步地走向衰落?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中国历史学会理事、江西历史学会会长、2010年度CCTV“百家讲坛”人物方志远教授为我们讲述明朝的兴衰荣辱。在请出方教授之前,请允许我对方教授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方志远,祖籍安徽休宁,1950年出生于江西吉安。历史学硕士、文学博士。现任江西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历史学会理事、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江西历史学会会长、国家社科基金学科评审组专家,曾任台湾成功大学客座教授。研究方向为明代国家与制度、明清江西商人与地域社会、明代文学与社会思潮,正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明代多元化社会的形成与国家应对”、江西省政府委托项目“赣商与江西移民研究”。出版学术著作7部、人物传记3部,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文史》、《中国史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

2010年8月30日至9月13日,方志远教授的十五集系列历史讲座“大明嘉靖往事”在中央电视台十套“百家讲坛”栏目播出,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能现场聆听方教授的演讲,相信大家和我一样期待,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本期嘉宾——方志远教授!

欢迎方教授的到来,下面就由方教授引领大家走进今天的主题《我眼中的明朝和清朝——明朝百年启示录》,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方教授,大家掌声有请。

 

题外话

 

今天我非常高兴能在这里跟大家交流。

首先我对自己做一下介绍。我在吉安一中读中学,初中毕业后就遭遇了“文化大革命”。中学毕业后学校实行推荐选拔读高中——即全班进行投票,超过半数者可被推荐。我们班有41个同学,我仅得到了23票,勉强当选。尽管我当时得到推荐资格,但是选拔的时候却没选上。当时吉安一中初三五个班,成分不好而被推荐上的只有两个,最终被选拔读高中的只有另外一个——他的祖父是地主,父亲是革命军人;而我的父亲是工商业者。为了体现当时“出身不能选择,但是道路可以选择”的阶级政策,学校就选拔了他读高中,而我却落选——可能是由于他被教育好的概率比我大一些。(笑声)我这个人性格比较倔,有些清高,当时觉得极其耻辱!我当时就想,从此以后我再也不踏入吉安一中的大门。因此,67年后教务处的领导、老师、同学劝我重回高中的时候,我拒绝了。当时也是年轻气盛,觉得受了委屈,丢了面子,就再也不回到那个地方去。但这就是小家子气,只有小学者才是这样;真正的大学者则不会这样,大学者是等其做好了之后趾高气昂地回去。但是现在我还没回去,主要原因还是小家子气,另一个原因就是人家也没叫我去。(笑声)

1978年刚刚恢复高考不久,我参加了高考。当时如果我运气好的话,那么我和在座的各位应该是校友。我第一轮志愿报了北京大学国际政治学、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和中央大学历史系,结果都没有被录取——由于我成分比较高,江西根本没有把我送出去。后来改报志愿,第一志愿填报的是南昌大学(江西大学)哲学系,第二志愿是江西师范学院历史系,结果也是因为成分问题没有被录取。最后我干脆决定不读大学,直接去考研究生。(掌声)但就在我不准备读大学的时候,我的母校——江西科技师范学院接纳了我。学校把我们这些年龄偏大、成分偏高但又有正式工作的人全部招收到一起,成立了“中文班”——管理学、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等等专业都在一起。当时我们班27个人,我年龄居中,第十四。现在我的同班同学一半已经退休了,我属于硕果仅存的还没有退休的几个人之一。

读大学的时候我问老师毕业以后能做什么,老师说毕业以后可以去做中学老师。我当时想,不读大学也可以做中学老师,所以读了一年就退学去考研究生了。当时考研是要考英语的,但因为初中三年我学的是俄语,所以对英语是一窍不通。因此我就找了一个中学老师学了三个晚上的音标,自学一年英语后开始考研。后来我以英语53分的成绩考上了江西师范学院,而那一年的英语及格线是40分。(惊叹声)但是非常惭愧的是,当时回到下罗(南昌市的一个镇),听到有人背单词:C-H-I-N-A——“China”,我却毫不知其意。(笑声)

当时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吕叔湘教授在《光明日报》上发了一篇文章,说当代外语教学正在贻误我们的年青一代。因为有很多的中学老师本身英语发音就不标准,教出来的学生发音自然就不会标准,所以是误人子弟。后来我在江西师范大学读研究生时,教我英语的吴士栋先生对吕叔湘先生的这种说法很不以为然,他说各地有方言,标准不标准无所谓,只要说得出来就是好同志,而外语也是如此。这才是真正的胸怀开阔的大学者风范!衡量一个学者的境界高不高,不在于他学问有多深,而在于他胸怀有多大。胸怀大才能做得大学问;胸怀大才能看出我们未来的发展前途。

2007年,恢复高考三十年。我受邀到“大江网”做了一期节目,其中我就谈到了高考改变了我的命运的故事。我曾经在工厂、农村、林场工作过,还在很多单位做过临时工。那时比我聪明的人多得很,比我能干的人也多得多,但他们之中的一些人要么下岗了,要么就是早早退休,只因为他们没有通过高考。所以对我而言,是高考改变了我的命运。主持人当时就问我,如果没有高考,你现在在做什么?我说:“坦率地讲,我不知道我在干什么。但有一条我敢断定,就是不管我在干什么,我都能干得不错。”作为一个人,衣食住行、养家糊口是第一位的,我觉得我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我把事情做好是对我自己负责任,也是对家庭负责任。所以在这里我想告诉大家,在大学读书期间,就要为我们以后的就业做准备。不一定做干部,不一定做很轻松的事,起码应该先把一个饭碗找到,帮家里解决困难,为我们自己谋得一个立足之地,然后再筹发展。我听很多人抱怨说做这个工作没什么意思,想另寻工作。但是你要明白,只有选择这项工作,立足本职,才能再次寻求发展机会。

 

明朝百年启示录

 

一、“得国最正”之西汉与明朝

 

我这四讲的总标题叫做《我眼中的明朝和清朝》,今天第一讲是总体谈《明朝百年启示录》。

在中国历史上,有两个朝代特别需要我们加以关注:西汉和明朝。一个是西汉,一个是明朝。无论是汉朝还是明朝,都是发育比较完整的朝代,它们都有一个比较长时间的自我发育过程,有一个主要通过社会内部的变化从凋敝走向繁荣但最终不得不衰亡的过程。我国明清史研究大师孟森认为,中国历史朝代上有两个朝代“得国最正”。一个是西汉,另一个则是明朝。

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明朝的开山皇帝朱元璋——他自幼贫寒,孤苦无依,无奈之下入寺庙做了小和尚。后来遇到天灾,四处流浪乞讨,再之后便参加了红巾军。朱元璋没有显赫的背景,也不是前朝的官员。这点很重要!孟森先生曾经表示自己是瞧不起唐朝的,更瞧不起宋朝的。因为唐高宗李渊、唐太宗李世民之前受到了隋朝皇帝的分封,却于皇帝危难之际趁火打劫、落井下石,取而代之做了皇帝,这种行为受到了不少史学家的鄙弃。清顺治十五年,顺治(21岁)与大学士讨论《资治通鉴》,并让大臣们评论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大臣们都认为非唐太宗莫属,但是顺治却不同意,他认为明太祖高皇帝才是天下第一帝。首先,如同我们前文所说,朱元璋没有任何显赫的背景;其次,他制定的明朝的法律,为后代所效法。明朝被孟森先生评为“得国最正”是和明太祖皇帝的出身有很大关系的,曾是前朝的臣子,食前朝的俸禄,最终取而代之,那么这就是反叛资产,算不上真正的英雄豪杰。

第二个“得国最正”的则是西汉,西汉和明朝的统治时间都相对较长。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9年)是一个完全由农民起义而诞生的政权,是朝代本身发展的结果。从经济丰富到经济繁荣,从国力强盛到走向衰弱,直到最后被王莽所取代,有着一个很完整的发展过程。西汉的建立过程,繁荣、强大的背景,走向衰落的原因,都值得我们研究。另外,汉武帝在位之时,也正是西汉最强盛的时候,出现了两位著名的抗击匈奴将领——卫青和霍去病。尤其是霍去病,每次都率领几万铁骑,深入到漠北两千里,寻找匈奴主力进行决战,斩首数万级而立下赫赫战功。他的豪言壮语“匈奴不灭,何以家为?”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

尽管汉武帝时期是西汉国力最强盛的时期,但是国家仍存在着许多问题,社会矛盾非常激化。汉武帝这位伟大的君主,竟然下了一道“罪己诏”,向全国人民检讨自己做错的事情,以求挽回天意。古人所说的“天意”是不可小看的,这是中国古代唯一能够制裁君主的一大要素。天意代表民心,民心就是天意。汉武帝下了“罪己诏”依然没有使严重的社会问题得以解决,到了汉元帝时,社会矛盾依然存在,事态变得也更为严峻。人们认为只有改朝换代才能缓解社会矛盾,所有既得利益者都希望通过换国号,把汉朝换做新朝来顺应天意以化解各种社会矛盾,维护国家利益。于是刘氏“禅让”,王莽则被朝野视为能挽危局的不二人选。他是在中国建立君主制国家之后,第一次真正“禅让”的民选皇帝。虽然历史上很多人嘲笑王莽,指责他改革不到位,只在形式上做文章。实际上,所有的既得利益者都希望通过很小的代价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但是所有的既得利益者又不愿意舍弃自己的既得利益,所以社会矛盾依然继续,最终的结果是王莽成了刘姓家族的替罪羊。刘秀后来成立东汉就跟当时的社会的观念有很大的关系,战争是一方面的原因,而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因为民心向背。百姓心中认为刘氏政权能够让自己过上好日子,因此深刻的“刘姓情结”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刘秀建朝的成功。

明朝与汉朝有些相似的地方。汉朝经历了宫廷政变以及地方与中央的决斗最终走向繁荣,而明朝在这两方面上与汉朝极为相似。朱棣的“靖难之役”在严格意义上就是一场很大的宫廷政变,同时也是一场地方与中央的博弈。最后,地方获胜,朱允炆被赶下皇位。新即位的明成祖在位期间则做了很多伟大的事业,如郑和下西洋、编纂《永乐大典》、亲率五十万大军五次攻打蒙古等等……文治武功,雄才大略。明朝所有伟大的事业基本上都是明成祖在位期间完成的。明太祖打下江山,明成祖守住江山并代代相传。明朝(公元1368年——1644年)也是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历时最长的一个朝代,共276年,比清朝(公元1644年——1911年)长9年的时间。

明朝值得研究的地方不仅仅是孟森先生所说的“得国最正”,还有因为其延续时间特别长而导致的包含于其中并随之得以充分发展的各种社会矛盾的社会内部结构。两百多年的社会内部的经济、阶级发展给研究者提供了足够的空间,足以让历史研究者们以这一个朝代作为个案来研究朝代的建立、经历的波折、繁荣及持续繁荣和走向衰落的问题。

 

二、明朝的三种价值标准

 

    在这里,我将着重谈明朝一百年内所发生的事情。

我在去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山人”与晚明政局》(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一期)中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即明朝在一百年的时候,依次出现了三个社会价值标准。

(一)“仕途”和“官本位”

明代从洪武至正统时期(公元1368-1449,明朝的前80年),虽然也有过“小阳春”,但大抵上属严峻冷酷的时期。“仕途”和“官本位”也成了民众公认、国家倡导的最基本的社会价值标准。明太祖建立政权后,有一个非常突出的治国理念,叫“治乱国用重典”,意思是国家刚刚建立起来,各种矛盾激化,要用重典来治理这个国家,严刑峻法。

明朝四年,朱元璋与刘伯温商讨如何能更好地治理国家的问题。此时,刘伯温观察到天上的一种奇怪现象:一颗彗星在傍晚时,“头”指西南,“尾”扫向西北,悬挂于紫禁城上方,呈现令人害怕的景象。刘基向朱元璋禀报道:“这或许预示着我大明的刑法太宽。”明太祖则反问他:“你是否知道元朝如何失天下?”刘基答道:“元朝失天下因为一个‘宽’字。”明太祖又问:“你说我们又该用什么字治这个‘宽’字?”刘基说:“我们应该用‘严’字,以‘严’纠‘宽’。”明太祖听之后不以为然,反驳道:“元朝的灭亡不是以为‘宽’字,而是输在一个‘纵’字!”朱元璋,一个放牛出身,当过和尚没有多少文化知识的人,竟然能把“宽”和“纵”字分得如此之清,由此可见,明太祖与生俱来的才能注定了他一生皇帝的命运。刘伯温闻声大惊,这一层是他万万没有料想到的。明太祖又道:“对付这个‘纵’字,又该用何字呢?‘严’是肯定不行的。应该用‘猛’。失之在‘宽’,以‘严’纠之;失之在‘纵’,以‘猛’纠之!”明太祖治国用的是严刑峻法,即“猛”政。之后的顺治皇帝也说:“明太祖制定的法律可以为后世效法。”然而,明太祖曾告诫自己的子孙制定严刑竣法的原因在于借元朝灭亡教训,以“猛”治“纵”,但并不鼓励后人也以严刑峻法来治理国家。这也说明朱元璋皇帝高超的治国天才。

明太祖和他的儿子明成祖进行过一次打击富豪的接力赛。部分书上说,他们父子两个走的是一条“杀富济国”的路线。富人仿佛在这对父子手上捞不着更多的好处。明太祖还没有建立明朝,自称为“吴王”的时候攻打苏州、松江(现江苏省东南地区)一带,后将现在苏州市、上海市的住户迁移到他的老家凤阳。有一首民谣则唱到“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是个好地方。自从来了个朱皇帝,十年稻有九年荒。”这应该是强迫迁徙的人流传编写的。朱元璋将住户迁至凤阳,原地遗留下来的土地就成了官田,让原来的地主、佃户成为国家的种田人,并向国家缴纳高额赋税。土地归自己所有时,他们的赋税为每亩五升粮食,而现在猛增至每亩交五石、五斗粮食(江西的农户当时交一斗粮食)。五升到五斗有十倍之差,故有“杀富济国”的说法。

洪武24年,明太祖告诉大家:“我过去对汉高祖定都西安很不理解,其实这正是他比项羽高明的地方。”项羽当时定都彭城(现今在江苏徐州,项羽的老家为江苏宿迁,两地相距不远。)说了一段很著名的话:“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谁知之者!”所以他定都在自己的故乡。可刘邦比他英明,选择定都咸阳。定都之后,刘邦劝说部分山东的豪强地主迁至关中,共同谋发展司马迁有云:“关中山河百二,沃野千里”。即是描述关中平原一马平川的肥沃景象。关中的土地比江西、河南的土地更为平整,从北边大草原,南边秦岭,再到南边的“天府之国”——四川,可谓名副其实的“天府之地”。况且,秦朝当时也是凭着北边平原少数民族的军队,南边“天府之国”以及中间的关中平原的地理优势统一六国。而刘邦将山东的豪强迁至关中有两个目的:一是便于管理,如有叛乱可就地镇压;二是原山东所遗留的土地由农民耕种以解决当地人多田少的问题。刘邦深知对于社会问题用“妇人之仁”是无法解决矛盾的。

后来的明太祖也理解了刘邦的用意,于是便将苏州、松江、江西、浙江、湖广、福建这一带的住户编造成册,有选择性地迁到南京,目的在于繁荣南京同时解决社会矛盾问题。这又是一次“杀富济国”的壮举。洪武27年,全国12个埠、市都上报造册,住户家里土地数量全部报到中央。到了永乐二年,明成祖迁都北京,同时颁布了一道法令,即天下的文官必须通过科举考试从而走上仕途,一时之间科举成了一大盛事。江西的崛起也要归功于科举选拔制度。明朝的前100年,共举行了30次科举,由此也诞生了30名状元据统计,来自江西吉安的状元就占有9个名额,真可谓是“翰林尽吉水,朝士范江西。”而这在某种程度上耶归功于敢于担当的文人解缙(江西人),他主持会试的时候,江西考取的进士有102名,而全国也只有300多名。从第一名到第七名全为江西人,更确切的是均为吉安人——第一名为永丰人,第二、三名为吉水的两兄弟,从第四名到第七名,均是泰和县或是附近地区的。

(二)“财富”

正统至成化时期(1436-1487,50年,距明朝建国约70-120年),严峻冷酷的政治气氛开始化解。随着社会经济的渐次复苏,社会财富开始积累,各地城市趋向繁荣,人们对物质财富的占有欲变得强烈起来,于是出现了第二种价值标准,财富。

明朝前50年,其当权者为流氓无产者及其后代。比如明太祖朱元璋,他的子孙建文帝、永乐帝、洪熙帝、宣德帝,还有徐达、常遇春以及一些低层知识分子。当这一批人建立天下之后,他们凭借着强大的国家机器对有产阶级进行了一次剥夺,对社会财富进行了一次重新分配。而后随着经济的恢复和财富的积累,当权者的后代以及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人成为了新一代的地主,成为了有产者。在一个有产阶级掌权的国家里,统治者不可能对有产者进行剥夺,而是会承认其社会财富。因此,在第二个阶段,社会财富成为了社会的又一价值标准。

历史的发展是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而质变的过程又往往源于一个契机。明朝的这个契机就是正德年间出现的自然灾害。当时的国家政府在应对自然灾害时,有着强烈的责任感。根据明太祖的规定,地方凡是发生了自然灾害,官员必须向上级部门报告,并开仓济民。这个规定即使到了宦官王振掌权之时依旧没有改变。由此可见,明朝政府十分注重民生问题的。

然而,到建国50年至80年,明朝却出现了一系列其他的问题。第一,农民逐渐离开故土,去开辟新的土地(比如明朝的一次以江西为始发地的自东向西的移民浪潮)。这样政府就无法根据当时的户籍制度对这些移民收税,农业税收下降,但是商业税增加了。第二,由于国家的控制力逐渐下降,而人口不断增多,各地的水利兴修出现了问题。原本是10年、30年甚至100年一遇的灾难却变成了年年灾难,小灾变大灾,大灾变特大灾。

另外,明成祖时期建立了许多用于储存粮食的预备仓,一旦出现自然灾害,政府将开仓济民。但是储存粮食是非常困难的,因为粮食有时效性,会发霉、变质,因此政府每年必须倒仓,同时要注重仓库通风,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这就导致在大丰收时期,政府对储存粮食并不重视;等到遭遇自然灾害、开仓济民之时,才会发现仓库的实际存粮数与账面并不符合,一部分粮食已经被官员侵吞、变卖,化公为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明朝政府一方面设法整顿朝纲,另一方面发布命令,向富民“借粮”。当时虽称为“借粮”,但实际上是不还的,因为政府打的白条没有那么容易兑现,这就好比黄世仁变成杨白劳。因此有一些富民很明智,不等政府“借粮”就主动“捐赠”了粮食。

随着捐赠次数、名目的增多,富民对“捐粮”也不大情愿了。于是政府实行了“赎买”政策,富民倘若捐赠1000石粮食,政府就授予“义民”称号。明朝正德二年,政府公布了“十大义民榜单”。榜单一颁布,富民们纷纷捐粮,大大提高了捐粮的积极性。当时百姓都经历了“官本位”的时代,深知名誉的重要性。因为取得了“义民”的称号,今后在衙门前,官员也要对你高看一筹,而且凭借着为国家做出的贡献,“义民”亦可免除一些刑罚。

但是后来富民们又发现“义民”并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虽然政府一再发布命令,但是捐赠的人数仍不断减少,于是,赎买的价钱也越来越低。到后来,富民只要捐赠1-3匹马和500石粮食,就可授予九品官衔,并送其子女进入国子监读书,再捐则授予八品官衔、七品官衔甚至六品官衔。然而这样泛滥的官衔已经不值钱了,政府依旧无法调动富民的积极性。富民越是不愿捐赠,财富就越是显得宝贵。长期以往,拥有财富者和拥有官位者一样掌握了社会的话语权,社会从此由一元化变成了两元化。

随着社会财富的不断积累、人民温饱的有效解决,社会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古人说“衣食足而思淫逸。”这就是说人们在解决温饱问题之后,就开始“想入非非”了。人的欲望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发展的。“衣食足”之后,人们就想,这么美好的日子怎么能轻易消逝呢?于是人们又渴望长生不老,社会上各种各样的歪门邪道就应运而生了。我不由得想起北宋末年的一件事情。宋钦宗在位时,金军攻至开封城下,当时勤王援军还在路上,官员们都非常恐慌。这时候,一名江湖骗子出现了,他声称只需要9999名士兵,按其部署站在城墙上,待其开坛作法将六丁六甲附身于士兵身上,金兵定然溃退。结果可想而知,金军攻破城门,作法之人不知所踪,这9999位“天兵天将”也作鸟兽散,徽、钦二帝被俘虏。历史往往惊人的相似,明朝到了100年左右,风水师、气功师、算命大师纷纷涌现,并借此敛财,从而也加速了大明王朝的没落。

(三)“文化”

成化至正德时期(1465-1521,60年,距明朝开国约100-150年),随着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经济的持续发展,文化消费的需求也逐渐加强,人们对精神的享受有了更多的追求。第三种价值体系开始出现:“文化”。

此时,小说、歌谣、戏曲纷纷涌现。民歌词调中出现了许多讲述男女爱情方面作品。比如:“你我爱情永不分离,若是要分离,除非天变地;若是要分离,除非东变西;若是要分离,除非官变吏。”(笑声)还有爱情民谣:“你侬我侬,忒煞情多;情多处,热如火,把一块泥,捻一个你,塑一个我。将咱两个一齐打破,用水调和;再捻一个你,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我与你生同一个衾,死同一个椁。”(笑声)

文化产业的出现,给“官本位”的社会现状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文人不仅腰缠万贯,而且在社会上享有崇高的声誉。这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明朝著名文人祝枝山擅长绘画,有一次他的一位朋友请他作画,祝枝山竟然向其索要银子,于是朋友只好筹齐20两银子放在案头上。祝枝山见银子备齐,大笔一挥,一幅字画就完成了。他的朋友拿着作品欢天喜地地准备离开时,祝枝山却喊住他,让他把银子收回。朋友深感疑惑,祝枝山却道:“我怎么看得上这区区20两银子,只是没有见到银子我作起画来就没有了兴致。”文化人竟可爱到如此地步!但这也在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当时社会的一种风气,文化产业的兴起造成了社会价值的相互渗透,“官本位”、社会财富等逐个成为社会的价值标准。

但是这又产生另一个问题——各种价值相互渗透从而导致价值的错位。为官者看见文人、商人有更广泛的支持者,于是也想获得一个文化头衔,也想增加社会财富。于是附庸风雅者出现了,官商勾结的现象也出现了。明末短篇小说集《三言》之《醒世恒言》中有一个著名故事——《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讲得就是此类现象。而故事中有三名国子监监生——李甲、柳遇春与孙富,他们的官职不是荫监就是例监,却没有一位是通过考试进入国子监的。(因父亲为三品以上官员而进入国子监就读者,称为“荫监”;因家中捐赠三十石米与三匹马而进入国子监就读者,称为“例监”。)另外,商人也捐顶戴,所以明成化年间出现了一种很有意思的官吏——传奉官,即宦官或嫔妃借皇帝之名不经吏部而直接任命的官吏。明朝社会开始走向多元化,人们从此可以不用只通过仕途这一条道路实现自我价值。多重价值标准的依次出现及并存,标志着明代多元化社会的开始形成。

 

三、多重价值标准的影响

 

第一,三重价值标准相继出现的过程,也是三重价值体系相互渗透的过程,社会的多元化侵蚀着传统道德的底线,腐败痼疾开始持续侵蚀着明代官场并愈演愈烈。

第二,社会的多元化推动着社会思潮的多元化,国家的舆论引导机制难以建立,政府的影响力日渐消退。

第三,明朝以农业为立国之本,受现实和理念的双重制约,经济上实施一元化重农政策,严重忽略渔业、牧业特别是海上贸易、西北边贸,并且对商业集团的形成始终带有警惕和畏惧。一方面是财源的继续流失,另一方面是传统的农业税难以建立起国家救助体系及国家安全体系。明朝与其说是亡于农民起义、亡于清朝的入关,倒不如说亡于长期无法解决的财政困难。

第四,国家对多元化社会和社会转型的应对态势,决定于政策决定者的立场、观点和对时局的认识,并与其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当经济文化发达区为争得更多的政治、经济份额欢欣鼓舞时,经济文化欠发达地区却在悄然改变国家的最终命运。东北的女真—满族政权,西北的农民起义,夹击着明朝。而明朝早已缺乏应对大规模战争军事力量的能力,明朝的灭亡也就不可避免。

第五,思想的涣散、官场的腐败,必然导致军队战斗力的下降。明朝的军队可以比较轻松地打击没有组织的民众、可以比较吃力地镇压有组织的农民反抗,甚至可以艰难地抗衡来自外部的有组织的军事势力,但它绝对无法抵御来自外部的强有力的军事集团,甚至也无法对抗已经强大起来的农民武装,更何况内忧外患并生、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交错。

多元化社会的形成在任何一个政权的统治下,都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虽然形式不同、表现各异,但都是社会进步的标志,是社会转型的重要表现和推动力量。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作为公共权力的国家,必须因势利导、与时俱进,不断调整执政主体的结构、修正各项经济政策、完善社会救助体系、建立舆论引导机制,成为正确引导和推动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

 

四、三大城市中心的并存

 

明代多元化社会的形成,不仅仅表现在仕途、财富、文化三种价值标准的并存,还表现在至嘉靖、万历时期,已经形成了三大中心的并存:政治中心北京、经济中心苏松江浙及周边地区、文化中心南京—苏州。文化中心和经济中心的联合,形成了一种对政治中心的 “俯视之势”。所以,当时北京的朝廷官员想要取得文化上的地位,都必须得到南方知识分子的评定和认可。

这可以说是明代建国100年前后所发生的多元化社会进程的基本状况。但是,随着多元化社会的继续演进,问题也随之产生。明朝社会的根本问题就体现在多元却未一体化:出现多元化是一个社会的进步标志,但是如果多元没有一体化,就意味着社会的涣散。明朝的社会问题正在与此。

观察现实和观察历史一样,都需要用历史和现实的双重眼光。

我们的前人只是为我们提供了历史的教训,也展示了他们为着化解矛盾、推进社会的多种种努力,但他们最终没有能够解决他们那个时代发生的问题,既然是这样,我们就不能指望借助古人的智慧、指望倡导古人的精神来解决现实的问题。必须用现代的眼光来剖析当代的问题,必须吸收当代人类的全部智慧,制定出真正符合中国国情的方针和政策,不断化解和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保持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

今天就暂时谈到这里,谢谢。

 

现场互动

主持人:非常感谢方教授的精彩演讲。明朝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一个重要王朝,其间二百七十余年极不寻常的沧桑巨变给后人留下了无数值得深思的问题。同学们有什么疑问,可以现在向我们的嘉宾提出,下面就进入互动环节,请同学们踊跃发言!

学生一:谢谢方教授的演讲。您的演讲风趣幽默而富含哲理,令我受益匪浅。

您在讲演中多次提到社会财富的问题,也总结了西汉时期的社会矛盾主要是源于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之后您又提到“拿富人开刀”的措施,那么这个措施在当时是否行之有效?我们又如何将其运用到当今社会问题的解决当中? 

方志远:我对待所有的历史问题都是用双重眼光来看待——现代眼光和历史眼光。我用现代眼光看到历史的教训,并试图为历史问题寻求一种更有效的解决方法。对于这点,我有两篇文章建议大家读读,一是《“山人”与晚明政局》,一是《传奉官与明成化时代》。

历史眼光帮助我理解当时的历史演变原因及过程。比如王阳明,他看到了社会问题的症结,因此提出了一个非常伟大的理念——“道德者不计功名,问功名者不计利禄”。即追求理想、传播学术的人不要追求功名,为官者不去计较经济收入。放在现代的角度讲,即院士、博士们不应该去谋求一官半职,如果说他们有这个念头,那只能说是当代社会的悲哀。当然,我们应该站在整个社会的角度来审视这种现象,因为倘若知识分子为官后,所获得的资源和条件被用以造福人类,那便是我们百姓的大福了。同样,为官者当一心为民请愿、为国家办事。然而,包括王阳明在内的所有新学研究者与之后的东林党人都只是“口头革命派”,在利益面前,他们都未能坚持原则。所以明朝社会缺失的正是这样一位道德践行者。

另外,我还要提出一个社会问题,即我们已经丢弃了许多传统的东西。过去人们常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若放在现代社会,我们缺失的正是“天知、地知”,对科学真理的追求不应该取代了人们对天地的敬仰和依赖。所以,我以为只有重新倡导古人的“孝道”、“敬天”、“畏民”,我们才能在社会公平和利益分配上有更多作为。

看待当代问题,同样要用两重眼光。我在多个场合说过,改革开放三十年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三十年,经济发展,政治宽松,社会和谐,百姓只要肯努力就可以自给自足。但是从现代眼光看,中国社会仍然存在诸多问题。我们往往说“问题需要在发展中解决”,但是有些问题是无法在发展中解决的,它们在发展中反而更加激化。这就需要代表公众权利的国家机器进行调控了。所以我今天所谈及的,正是多元化社会到来时,我们该如何做才能不使社会走向涣散。这需要多元一体化,需要政府去承担更多的责任,谢谢。

学生二:方教授您好,刚才您在讲座时反复提到明朝的价值标准,包括官本位、财富和文化。我想问的是,价值标准对社会进步有着怎样的影响与意义呢?

方志远:明朝时期社会财富的出现对于官本位这唯一的价值标准是一个巨大的冲击,人们也有了更大的实现自我价值的空间。根据人口学家的推测,明朝初期的人口数量大概是5000万,而三年一次的科举选取的进士仅占300人;到了明朝晚期,保守地估计,人口大概是8-9千万。如果大家只走科举一条道路,千军万马挤一座独木桥,就必然有很多人被社会淘汰。所以社会财富推动了明朝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尤其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弃学经商”在明朝成化年间甚至成为一种风尚。徽商也提出过非常响亮的口号:“读书人不仅仅只有一条路,巨商的社会贡献丝毫不亚于鸿儒与大学士。”所以我曾说,如果哪一天公务员考试不再这么热门,我们的市场经济也许才算真正地走向繁荣。

另外,即使进入仕途,官吏的升迁也是由长官决定的,但是在市场经济中,商人的财富增值和社会贡献却是他人无法局限的。

文化,特别是精神层面的财富,对于冲破社会一元化的价值标准具有重大的意义。文学产生的冲击力是极其大的,一部伟大文学作品的出世往往能够在嬉笑怒骂中使得那些所谓权威的一元化轰然倒塌。仕途、财富、文化三大方面价值体系的出现,首先给予人一个公平展示自己社会价值的平台,其次对于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以及文化的丰富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是,在这个多元化的社会中,我们必须始终以坚持爱国主义路线、坚持正确的社会主义道路为根本。谢谢!

学生三:方教授你好!您刚才提到了多元化的社会问题,我想问下您如今的社会变化中让您感受最深的是什么?明朝的社会和如今社会有哪些相似的地方呢?

方志远:非常感谢这位同学的提问。你的问题和我今天所选的课题一样,比较具有挑战性,但这也是一个充满了现实关怀的问题。我之所以选择这个课题,主要是出于一次难忘的经历。前几年我到天津开会,会议提前结束,我就打算将预买了的六点一刻回北京的火车票改签为五点四十五分的那一趟车。开始以为需要经过一道非常麻烦的程序,没有料到于售票处就得到了非常迅速的解决,并且不收取任何费用。到了北京南站后往前五十米,即看见一辆直达北京西站的双层大巴等候乘客。我坐在舒适的车上,不禁想到: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果我到现在才真正享受到。这种幸福感是与走进2008年奥运会、2010年世博会现场后油然而生的自豪感完全不同的。这是真正为普通老百姓谋利、以人为本的关怀。

于是我便追溯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朝代,探寻历史上是否还有这样的好年代,答案就是明朝。我在《明代城市与市民文学》这本书中讲到过,在晚明时期,知识分子在一起,常常以三件事为乐:酒、妓、戏。开怀喝酒、女优相伴、高歌一曲,实为人生快事啊!普通老百姓也好三件事:赌博、看戏、听小说。当然是小赌怡情,凑个角,热闹一下,至于听说书人说小说,那场景更是欢愉,活跃高涨、妙趣横生。

如何将我们改革开放的成果、经济的持续发展业绩持续三十年、六十年,乃至一百二十年?我想这需要解决诸多问题。包括问道者不计功名、问功名不计益赂的问题,包括每一个价值标准的体现、每一辆车各行其道的问题,还包括解决社会利益的分配问题。而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从解决温饱到实现小康这一系列问题都离不开国家政策的宏观调控。所以坦率地说,我的这篇文章是为我们当代而写的,正如司马迁写《史记》的终极目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才是历史学家的最高境界。

学生四:方老师你好!刚才你说有很多问题是需要在发展中解决的,但是你也指出有很多问题在发展中是不能解决的,我想请问下哪些问题是在发展中无法解决的呢?

方志远:非常有意思的问题,你觉得有那些?

学生四:我个人认为是一些价值观念的问题。

方志远:在座的是否还有不同的观点?

学生五:我认为经济只能解决物质方面的问题,对于精神方面则是难以解决的。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等观念是要靠知识来解决的,需要个人的修养、素质的提高来完善。

学生六:我认为不能解决的问题即是等到共产主义社会,所有的问题都已经得到解决,不存在任何问题了。不过也就不存在发展与否了,这就是发展所不能解决的问题。

学生七:我认为任何的发展都是有前提的,例如美洲市场的自由经济,很多人只看到了北美的繁荣却忽略了南美的消沉。南美的经济发展道路也是市场自由经济,而现今却成为了美国的大后院。所以发展并不是万能的,它必须付出代价。

方志远:非常感谢这四位同学提出的自己的见解。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谈。

第一层面,发展是什么?如果发展仅仅是指GDP,那么社会上存在的很多问题就是无法解决的。刚才有的同学提到物质方面的问题可以在发展中得到解决,实际上我认为,物质方面的问题也难以解决。至于精神问题,随着多元化价值的形成,人们的理念与价值观更加多元化,人们的精神层面的要求会更趋于多元化、复杂化。但如果我们从第二层面来看,把发展理解为高层面的发展,包括经济技术、文明社会理念、人文价值理念的进步,那么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在发展中得到解决。

第二层面包括制度层面、精神层面与文化层面。我们首先应该解决人生价值观问题,树立一种无私的高尚价值观。其次,制度问题要在具体层面上得以解决和完善,光靠发展是不能解决制度保障问题的。拿现在的热门词语——“民生工程”来说,我认为民生并不是工程,把民生当作一个工程来做,这说明我们做得远远不够。我们只有把民生作为工作的基本点,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我们才能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和民生体制。只靠经济发展是解决不了包括普通老百姓的生老病死问题在内的民生问题的。我们国家人口众多,普及与解决的标准不一样,所以我们必须以社会公平为前提建立起有力的保障制度,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解决经济发展的诸多难题,谢谢!(掌声)

主持人:感谢方教授的精彩解答,也感谢同学们的积极参与。大家可以登录“前湖之风”周末讲坛主题网站,在线与嘉宾进行交流或者留言。

在伏尔泰的眼中,明代的中国,是西方学习的榜样!因为明朝的经济文化不但在中国历史上属于发达时期,其经济规模在当时也位居世界第一。明朝加强了中国同世界各国在政治经济上的往来,为中国走向世界做出了重要贡献。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明朝兴衰灭亡的历史,有利于我们寻求解决现实问题的办法,更有助于我们探求国家和社会持续发展的有效之道!再次感谢方教授带来的精彩演讲!

本期讲坛到此结束,下期讲坛方教授将为我们带来更加精彩的内容,希望大家继续关注。今晚730,“前湖之风”姊妹篇“前湖之韵”周末音乐会,将在艺术楼音乐厅如期举行,欢迎大家届时聆听。朋友们,下周六的同一时间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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